法律思想史：思想家的历史 （代前言）

去岁的今朝，饶鑫贤先生安祥逝世，永别了他的亲人和学生，留下了他的法律思想史。今年的祭日，我们，他的亲友、同仁、学生们会聚一起怀念他。我想，最集中的话题，可能还是法律思想史。
    一
    思想，是学者的思考；思想史，是思想家的历史。且不说思想家成为思想史的主体，即便是思想史学科也是思想家们建立的。
    近百年来，中国法律思想史多处于萌生状态，或者被淹没在"中国思想史"的叙述中，或者被冠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名，或者仅有其名而无其实。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她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破土而出，不断成长。一批熟悉法律，善于思想，精通历史的学者，披荆斩棘，拨乱反正，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严谨的科技精神，创立了法律思想史学科，出版了法律思想史教材，开拓了法律思想史研究……。我们无法忘记这一学术园地的开拓者、奠基者和耕耘者们！他们有的还健在，有的已去世。对我来说，虽然会面不多，有的甚至仅有几面之交，但经"文会神交"，却感觉是那么熟悉，历时愈久而愈加清晰。如刚直不阿的李光灿先生、博学诙谐的张国华先生、严肃寡语的杨景凡先生、先声夺人的栗劲先生、直言不讳的乔伟先生、出口成章的汪汉卿先生……。正是这些思想史家造就了法律思想史！
    饶先生，便是一位卓有建树的法律思想史家，一位功绩显著的法律思想史研究的组织家、教育家。
    二
    思想的成果需要思考总结，思想的历史依靠传续继承。总结和传承正是饶先生对中国法律思想史的重要贡献。
    先生提出，法律思想史学科应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分析，以中国的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为依据进行研究，不贴标签，不强加于古人；应将法律思想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以中国历史上的法律观点、思想、理论、学说为主要内容，不"以人划线"，不以"政治定取舍"；应注重学科的体系和结构，纵（历史的叙述）横（内容与效果）结合，以学派、流派为范畴，以"问题"为中心，突出代表人物的思想；应处理好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关系，既戒一味歌颂，言必"国粹"，又忌数典忘祖，全盘否定；既应吸收借鉴外国尤其西方的先进思想和优秀因素，又要挖掘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思想和积极内容；绝不以今非古，力求古为今用，等等。先生的这些主张，均是八十年代初提出的，如今已经被普遍认同。后来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材或论著，多采用了先生的思路和体例。
    先生认为，研究的历程，至今可分为早期（初步开拓）、中期（逐步演进）、晚期（全面发展）三个时期。法律思想史研究全面发展的主要标志有：高校法律专业中国法律思想史课程的开设，硕士、博士学位点的设立及人才培养，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的成立及学术活动，《中国法律思想史》（多卷本）的编写和出版，中国法律思想史各种专门研究的深入和成果问世，等等。
    时至今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上述成就中无不凝聚着先生的心血和汗水，无不留下了先生深深的足迹！是北大的张国华教授和先生参与1979年9月在长春召开的法史会议，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法学学会"中国法律史学会"，确定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独立地位；继而1986年在合肥举行的法律史年会上，成立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先生任会长；又最早为本科开设中国法律思想史课程，最早招收法律思想史研究生，最早设立法律思想史硕士点和博士点。法律思想史薪火传递，先生是播火者！我们这些先生的弟子，永惠师泽,亦永铭师恩。
    三
    思想史研究，取决于学者的执着努力，表现为学问的汇聚集成，承前启后，有始无终。饶先生兼有二者：既执着，又包容。
    先生治法律思想史，多有创发。他依据历史资料，进行科学分析，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尤其先生晚年，一直关注法律思想史的研究进展，不时提醒学界注意研究领域和重点的把握。他强调指出，如果仅仅将先秦和近代作为重点，由此忽视或无视对封建时期法律思想的研究，这是对研究重点"强为轩轾"的误解，必然造成"内容缺失"的遗憾。他身体力行，"挑灯夜战"，凝思疾书，集中对始于两汉终于清末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进行研究，对唐、宋、明、清的重点人物进行评介，对明代法律思想进行全面挖掘、深入论述和总体分析。这些成果，特色独具，体现了学术的执着和造诣的深厚。先生不囿成说，以执着求创新，以争呜谋发展的学术风范，为我们所缺乏，亦为我们当继承。
    先生的风范，还在于对他人学术见解的尊重和包容。先生常说，法律思想史乃综合性学科，必须关注、采用和吸收哲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或方法；法律思想史研究，应该不断拓宽领域，吸纳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推出运用不同方法研究的成果。我读研究生时，先生安排我们与哲学史、历史系的研究生一起上课，从而有幸得到任继愈、张岱年、朱伯崑、张传玺、祝总斌等名师的指点教诲，终生受益。
    对不同的学术观点，甚至与他直接对立的见解，只要持之有据且能自园其说，先生照旧欣赏有加。对待学术分歧，心态十分平和；只作学术争辩，从不人身贬低。先生是燕园有名的书法家，凡有人携著作求字，他总是欣然提笔，凤舞书名。据我了解，先生为他人作书，从不按时下的所谓"规矩"，收取什么"笔资"。贵连教授的《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树臣教授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都由先生题写书名并作序。
    在学术上，先生毫无门户之见。每每与我论及，对于盛清老、晋藩师、海年师、宪义师、延龙师、高恒师、鹤皋师、鹏生师、刘新等老师的学术成就，以及杨一凡、俞荣根、刘笃才、钱大群、张铭新、乔从启、何勤华、郝铁川、马小红、郑定、范忠信、张中秋……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先生总是喜形于色，如数家珍，赞其所长，评其特点。这种鼓励成一家之言，提倡汇学术之海的精神，不正是法律思想史过去得以成长，今后赖以繁荣的动力吗？
    四
    思想史成果，浓缩着史家的自信，贯通着学者的自谦。饶先生是二者的完美统一。
    先生对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始终充满信心。八十年代初期，在社会科学百废待兴，学术园地一片荒芜的情况下，他率先开课、著书、招研究生；法史研究初具规模，他又率先发起、组织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团结同仁，提掖后学，开展学术活动，编辑出版论丛；在应用学科炙手可热，历史学科日渐冷落，青年学人"胜利大逃亡"之际，先生处变不惊，以为这是法学研究的正常状态。他对我说，学术不如技术、权术那样实惠，法史不是"显学"，人员分化是必然的。只有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橙的学者才能从事法史研究。钻研学问对一般人来说是"苦差事"，而对它感兴趣的人却能体会到"苦"中之乐！先生临终前，曾反复强调，只要有法律学的存在，就必然有法律思想史研究。今后，不管由于学科调整出现何种变化，我们的法律思想史研究都必须"自强不息"，坚守岗位，知难而进！
    学然后而知不足。先生之治学与为人，给大家最突出的印象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儒雅大度，谦躬和蔼。翻开先生的著述，在文前或文尾，经常可以看到"据我粗浅体验"、"卑之无甚高论"、"管见所及"、"仅作参考"、"敬希读者教正"等字句，这固然是他的谦虚，但亦显示了他的豁达。
    尤其令我等尴尬的是，论年纪，他属于父辈；论资格，他为恩师；论学识，吾等只能仰其项背。但是，他老人家不仅平日将我视为同辈朋友相待，而且在书信中以"学弟"相称。对此，我曾经当面"抗议"过，而他严肃作答：学问不论资格，成就不分年龄。后来我得知，先生还这样称呼其他学友，无奈只有领受。
    ……，……。
    先生毕生从事的是法律思想史，临终牵挂的仍是法律思想史。继承先生的事业，发扬先生的风范，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这本文集除了先生未曾发表的遗稿之外，多是在先生亲自指导下撰写的学术论文，还有先生的亲友的怀念文章和文论，以表示对先生的追忆。
    一位思想家走了，思想史还在继续。
    
    
    二0 0四年十一月
    
    作者为西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