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改变了我们的正常生活，而偏偏在这艰危的日子里，社科院又连失大家。先是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前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不幸于4月22日永远停止了他的思想，接着又是法学界公认的大师、法学所终身研究员谢怀栻先生于5月3日不幸辞世。
    在众多的悼念文章中，我注意到了梁慧星先生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朴实小文，他说：在保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方面，李慎之先生是当今能与陈寅恪、钱钟书先生相比肩的学者，而在法学界，谢怀栻先生是可以与李慎之先生相比肩的学者。我认为梁先生的这一评价是比较到位、比较妥当的。
    这两人，均曾被打为“右派”，前者因提倡“民主”，后者因主张“法治”。1957年，已是司局级干部的李慎之因目睹“大鸣大放”之怪现状，提议开放大民主、压缩小民主，为此触怒了毛泽东，成为著名的“钦定”右派；同一年，在北京法学界的一个座谈会上，谢怀栻因发表“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和“不要以领导人的讲话作为办案依据”的意见也被划为“右派”，随后，又被开除公职，发配新疆劳动教养。
    发表“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一文以及要求不要以领导人的讲话作为办案依据的谈话被划为右 1979年，被迫害了22年之久的李慎之，作为邓小平访美的特别助理随行，去时还是“右派”，回来在飞机的舷梯上接到“右派”摘帽的喜讯。随后，中央请他出任文革后恢复的中联部部长，被他谢绝。胡乔木筹建中国社科院时，请他参与筹划国际片系列研究所，李认为“学官”尚可为，遂同意出任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然其在位时，却不以副院长之高位为自己谋一个博导之类的头衔，甚至连起码的职称也不要，以致后来弃位时，连一个研究员都不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既无官位，又无学者，剜肉还母，剔骨还父，赤条条一素身而已。”就是这个“赤条条一素身”，却被海内外学界公认为思想大家、学问大师。
     也是在1979年，受尽折磨的谢怀栻从新疆拖着羸弱之躯回到了北京，进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凭着自己的深厚学养和高尚人品，他很快就奠定了自己在法学界的大师地位。他的著作较之时下一些高产学者来说，不能算多，但一本《票据法概论》，至今已是第11次印刷，这在法学界却不为多见。他的学生也不算多，甚至在退休时连博导都不是，然而就连杨立新这样的教授都以谢老愿意认他这个俗家弟子而“激动得说话都结结巴巴”，连江平这样的博导都称“谢老是一部民法百科全书”。
    晚年的李慎之，不要官，不要名，他只要说真话的权利。他以自己的一生作为材料， “讲论我们所确知的，见证我们所看见的”，“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 他曾特别研究了捷克作家哈维尔的思想，写成了著名的《良心与主义》，力崇哈维尔的“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的“无权者的权力”。
    2002年，卧病在床的谢怀栻，在接到法学所颁发的“终身研究员”荣誉证书时，发自肺腑地说：“看着现在我国法学界人才辈出、著作如林的繁荣景象，我并不认为我个人荒废了30年岁月算得了什么。看着我热爱的祖国逐步走向法治的大道，我们这一代从旧社会进到新社会的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实现，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呜呼，关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