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法學家趙舒翹先生年譜序

年譜之作，本于宋人，多出於門生故吏之手，或爲手著，或爲後裔及異代人所作，其意多在記敍譜主之學行、經濟，以爲後人知也。長安趙展如，諱舒翹，清季法學之大家，官至刑部尚書兼軍機大臣。舒翹政績粲然，爲世所稱道，其於律學一途，亦備極廣大深思輩也，其學博貫淹通，超邁時流，爲西曹一時之冠。時人或有論者，謂晚清律例執掌，實秉于刑部三司寇之手，（徐珂，《清稗類鈔》）晚清之律學，亦以三司寇爲翹楚。（李嶽瑞,《春冰室野乘》）三司寇者，薛允升、趙舒翹、沈家本也。薛允升久官刑曹，凡四十餘年，精研律學，時人贊爲二千年來之一人。趙舒翹、沈家本繼薛允升而起，其學本於允升，而分漢、宋二途。近世之法家，未嘗有不歎服于趙展如義理之淵深，沈子敦考據之精核者。此三人者，誠可謂爲吾國律學之殿軍也。
    
    今治中國法制史之學者，于薛允升、沈家本二人之政事、學術，用功頗深，多有創獲，相關之傳記、年譜，亦有數種出版。惟趙舒翹因庚子之變罹禍身死，事出突然，其著作散失亡佚者甚多，雖著作等身，而廣爲人知者，惟《提牢備考》四卷耳。固今人多以尋常律家目之，未稍留意。然趙舒翹存世之作，遠不止此，其遺稿如《雪堂存稿》、《豫案存稿》、《慎齋語錄》、《讀易隨錄》等，已由其故人眉縣王步瀛搜求、整理，厘定爲《慎齋文集》十卷及《慎齋別集》四卷，於民國二十三年付梓，《溫處鹽務紀略》亦有單行本存世。其餘《象刑錄》、《慎戰要言》、《慎疾箴言》諸書，雖不得見，皆有序言或存目存世，觀其製作規模，亦決非無甚可觀者。然則何以學者多重雲階、子敦，而輕展如耶？以其著作難覓，事迹難知，而研究之“邊際成本”過高，故裹足不前歟？是固原因之一端，然亦屬表像，而非根本。究其本原，實在於今日法制史家流行史觀之成見也。
    
    數十年來之法制史研究，先以“革命”史觀爲主流，複以“現代化”史觀爲時尚，法制史家大都未觀史料，即先存一定之成見。一九八零年代以前，清季律學著作，轍被視爲“封建統治階級維護其專政之暴力工具”，學者皆棄之如鄙履。（張國華、李貴連，《沈家本年譜初編》）廿年來，學風爲之一轉，“法律之階級性”遂爲“法制之現代化”取而代之，爲法制史研究之核心。法制史家群趨西學，極好懸“法治”之意識形態爲鵠的，以西方法律體系爲框架，條理我國歷史上典章制度之系統；以現代法律之價值取向爲準繩，裁量我國歷史上法學著作之高下。希圖藉此重建我國法律之歷史圖景。以此觀之，曾任修訂法律大臣之沈家本，價值立現，遂爲研究熱點，以其爲“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中的關鍵人物”之故也。至若薛允升者，雖未預修律之事，然其學術實有大裨益于修律之實行，氏著《讀例存疑》，雖純爲學術著作，然其意圖顯系爲修例之備用。揆諸實際情形，清末修律後新頒之律典及其法定解釋，如《大清現行刑律》、《大清新刑律》、《大清現行刑律按語》者，其注釋條文引用薛著之處，比比皆是。今之法學號爲“社會科學”，然其本原實爲“法典注釋之教義學”，故法學家之積習，向以參與立法爲至高之學術榮譽，是以薛著亦爲今人所重。惟趙舒翹，先因庚子事變，獲“利用和出賣義和團的禍首”之罪；後則因“身爲陝西內陸人，觀念陳舊，不夠進步，不諳西法”而爲衆人視爲保守，皆以爲若主修律事，其成就絕難與趨新之浙江人沈家本相較。（黃靜嘉，《清季法學大家薛允升先生傳》）毀譽大略若此。由是可知，沈家本之殊榮、趙舒翹之冷遇，殆非偶然。
    
    然則法律之歷史事實，絕非純粹理論之構建。若囿于現代之觀念，心存今人之成見，孰能得窺吾國法律史之真相耶？晚清修律，誠非沈家本一人之功；修律之得失，亦大有可商榷者。若欲究晚清法律變革之真相，惟有摒棄成見，考鏡清代固有法律之源流，辯析清代固有律學之沿革，以探尋制度發展與思想演進之內在理路，或能略窺清末法制變遷之情形。薛、趙、沈先後長刑部，皆諳熟部事，且精於律學，若欲明清末律學之源流，務以此三人爲精研之物件，余若吉同均、董康、許世英、沈增植輩，亦當逐步深入研究。現于薛允升、沈家本之研究，已有黃靜嘉、華友根、張國華、李貴連諸教授之豐碩成果问世，惟趙舒翹，尚極少見有涉及者。故余刺取趙舒翹之詩文雜著，又取其師友文稿、信函之可資佐證者，再參以相關檔案、傳記、歷史著作，就其學術、政績、德行諸端，略考其先後而分年以述之，厘爲四卷，是爲本稿。
    
    
    乙酉年 八月初六日
    番禺楊昂識於歌特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