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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让农民有一个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

── 从王幸福想当人大代表说开去

作者:胡伟
最近,一个醒目的名字充盈在各大媒体,他叫王幸福;王幸福一个最大、最急的愿望,这就是:“特别想当人民代表。”

    王幸福何许人也?一位河南省宜阳县普通农民。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他先后秘密调查该县13个乡镇的230户被殴打、被非法拘禁、被抢粮抢物的农家。当他那份含着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60多页调查报告辗转送到河南省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时,暴力征税事件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王幸福的调查是极其艰难的,他睡不着觉,害怕受到打击报复,却有着超人的胆略勇气;王幸福的调查是极其艰苦的,他为了节省开支,经常在山路上步行,一家一家地走访,饿了吃点自带的馒头和方便面,渴了找农家讨碗水,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忍耐心;王幸福的调查又是极其艰辛的,他决不轻言放弃、凡事爱刨根问底,因为他心底始终藏着质朴善良的心灵。精诚所至,苦尽甘来。王幸福这位“铁肩担道义”的“侠士”,为“失语”的农民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响。一度时期被冠以“刁民”的王幸福,终于成了农民维权的英雄,被聘为农业税收的监督员。现在的王幸福又有了政治要求,这就是特别想当人大代表,更好地维护广大农民阶层的利益。

    值此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五十周年之际,认真讨论一下“王幸福可否当人民代表?怎样让农民有一个制度化利益表达的机制?”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

    我们常说,“人民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的五十年来,在选举人民代表这一重大事项上,可谓是既严谨慎重、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几十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进程加快,人民代表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升,今天的国家政体坚不可摧。可是,当今的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重重叠叠的矛盾,大大小小的困难。就拿中国9亿农民来说吧,人多这是世界公认,又是一群弱势群体,还处在政治的边缘。然而,为农民敢说话、说真话的人民代表究竟占几成?说话的份量究竟有多重?近几年的人代会,大到国家,小到乡镇,“三农”问题叫得最响,说得最多。人民代表鼓起勇气,“喊”字当头。党中央几个1号文件都是讲“三农”问题,各级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加大力度,煞费苦心。却收效甚微。一本《中国农民调查》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一个“王幸福现象”又引起百家媒体热炒。就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基层时,也不忘临时动议,走访计划之外的农户,摸真情、想实招。我们不得不反思:反映广大农民心声的人民代表是多了还是少了?勤调研、说真话、讲实情的人民代表是多了还是少了?深入分析,少数的代表还凸现出“唯上不唯下、唯虚不唯实、唯名不唯真”的御用倾向。

    中国的农民太需要王幸福这样的代言人了。如果让230户被逼税的农户选人民代表,王幸福当之无愧!如果让农民这一弱势群体选像王幸福这样的代言人做代表,王幸福式的人民代表就会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让农民有一个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尚未健全。

    笔者透过现象,综合分析原因,其四点应当引起重视。一是弱势群体很难有表达选谁当代表的机会。王幸福的调查报告中农民,明明是被逼税,确被视为抗税。试想,他们能有表达自己心声的路径吗?二是早年的王幸福在不少的基层领导眼里是“刁民”,是“上访专业户”,是被监控、被排挤、被打击的对象。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让230户农民选他做代表候选人,到了上面,那种亘古未变的选举程序,那种充分地艺术地体现领导者意志的办法,拉下一个王幸福是小菜一碟,所以王幸福早年没有当人民代表的幻想。三是代表的比例也不尽合理,中国农民9亿多,代表农民有几何?能够代表最需要关爱的弱势群体又有几何?四是人民代表不是“高大全”,有棱有角的人,虽然有某些缺陷,但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像王幸福那样有勇气、有耐心、有良心的人,我们怎样从制度上修订,使广大农民真正选举能代表自身利益的代表,人民代表又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让王幸福这类的同志通过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合法的程序,当选人民代表应该是明达而幸福的事情了。

    党的执政方式在转变,党的执政能力在提高。依法治国越来越深得人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必将日臻完善。因此,应该大声疾呼:尽快健全让农民有一个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的心声畅通无阻。只有这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才能更加脚踏实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丰富其内涵,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广。(作者系中共仪征市委党校副校长)

    来源:中国人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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