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青报：研究生招生应当取消年龄限制
央行负责人：金融改革四大难题待解
中国内地九月份9661人死于交通事故
北京建立纳税信誉等级评价体系 首批授予A级企业
劳动人事专家：就业问题和GDP增长同等重要 中青报：研究生招生应当取消年龄限制
何向东 今年研究生招生政策有重大调整，其中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报考研究生不再需要考生所在单位同意。这项政策的调整，受到了公众的好评。
我在网上查阅了多家大学的招生简章，发现如今研究生招生仍然对年龄有所限制，像北京大学规定：“年龄不超过40周岁，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清华大学规定：“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可适当放宽”；北京外国语大学规定：“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其他大学基本上也有类似的规定。因此我就有个疑问：为什么研究生招生还在限制考生的年龄？
年龄不应该成为一个人接受教育的阻碍。只要自己愿意，在任何年龄段都应当享有受教育的权利。2001年，教育部就取消了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从而使公民在接受教育上有了更多的选择。那为什么不能赋予大龄公民（一般是40岁以上）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权利呢？
从世界教育发展来看，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是一种历史必然趋势，而终身教育体系理所应当包括大学专、本科教育以及更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有人可能会说，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还很紧缺，在此情况下，如何使有限的资源获得更大的效益是必须考虑的。如果让一个50岁的人上研究生，他毕业后再工作五六年也就退休了，如果让40岁以下的人上研究生，他就可能为国家工作更长的时间。其实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年轻人读完研究生后出国的还少吗？那他们又为国家工作了多长时间呢？如果是教育资源紧缺，那为什么“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呢？说到底，还是对大龄考生加以限制。
来源：《中国青年报》
央行负责人：金融改革四大难题待解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日前在一次研讨会上指出，在加入ＷＴＯ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金融业改革已初步取得一些成效。但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日后的金融改革还将面临四项艰巨任务。
谢平认为，我国金融业为应对ＷＴＯ的挑战，首先在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成立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监管组，进一步充实银行监管力量；根据入世承诺，制定、修改和清理了一批有关法律，加快金融立法的进程；扭转了长期以来不良贷款持续上升和经营亏损的局面；货币市场建设取得进展，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增强；外汇管理和金融对外开放的水平提高。
但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要适应改革开放新阶段出现的深层次、结构性变迁，金融业还需进一步发挥其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的作用。另外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也需要更准确地把握货币政策，探索更有效的政策目标设定、调控手段和传导渠道。
为此，谢平提出，日后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重点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２００３年货币信贷工作的主要措施有，进一步发挥利率、汇率的杠杆作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增加交易工具，促进国债、企业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市场的协调发展；继续发挥信贷政策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再就业、支农、助学和西部大开发等经济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导向作用；督促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防范信贷风险。
二是推进银行监管体制改革。此次改革决定人民银行不再承担金融监管职能，但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民银行权力的下降和权威性的下降，而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监管体系。人民银行今后要大力加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完善有关金融机构运行规则和改进对金融业宏观调控。
三是加速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争取用５年时间，按照商业化、股份制和现代化的要求，分步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同时，继续规范股份制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推动部分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上市；鼓励城市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业务联合，促进城市商业银行把业务重点转向为中小企业、个人提供金融服务；深化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
四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目标是：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有效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走势，充分发挥利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今后几年内，将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长期、后小额短期”的步骤有序推进。其中，贷款利率由逐步扩大浮动幅度和范围过渡到中央银行只管基准利率的下限，由银行自主决定各档利率水平。
谢平说，今后中国将研究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不分企业大小和所有制性质，由商业银行在浮动范围内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调整和完善存、贷款计结息规则，扩大商业银行自主权；采取措施督促和引导商业银行建立和完善利率定价机制，提高利率风险防范意识。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内地九月份9661人死于交通事故 中国公安部今天透露：今年九月份中国发生五万九千四百三十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九千六百六十一人死亡、四万四千五百八十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二亿九千万元人民币。
其中一次死亡十人以上特大交通事故五起，造成七十一人死亡，七十二人受伤。北京、上海等九省市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增幅在百分之十以上；天津、河北等十省市死亡人数降幅在百分之十以上。肇事车型主要是客运车辆，事故原因主要是超速行驶。
来源：中国新闻网
北京建立纳税信誉等级评价体系 首批授予A级企业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等８７家企业，１５日被评为北京市朝阳区纳税信誉Ａ级企业。
这是北京市地税局今年建立纳税信誉等级评价体系以来，首批授予的纳税信誉Ａ级企业。
据朝阳区地税局局长陈合庄介绍，纳税信誉等级评价体系涉及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检查、发票管理、账簿管理以及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对纳税人社会诚信的评价等内容。将这些内容以百分制量化到具体的评审中，以此来制定量化指标，既公开了评定内容，又增强了评定的严肃性与透明度。
陈合庄说，信誉等级的评定能够使税务部门的检查工作更有针对性，一方面对纳税信誉好的企业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扰，另一方面对纳税信誉等级低的企业，通过纳税评估或税务检查等措施，促使其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对纳税信誉Ａ级企业，北京市地税局将与之建立“税企”联谊制度，定期召开座谈会，听取纳税人的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做好纳税服务工作；实行“全程办事代理制”，建立预约服务制度，实行优先、预约或上门办理涉税事宜；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单位可依法优先取得“代扣代收税款凭证”，税务部门每季度返还一次代扣代缴手续费；除专案、涉税举报等情况外，两年内免除税务检查。
来源：新华社
劳动人事专家：就业问题和GDP增长同等重要
李红兵 “我感到本届政府比任何一届政府都更为重视就业问题。”10月9日晚，国内研究就业问题的著名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这样开门见山地评价本届政府对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围绕十六届三中全会将要研究的就业形势和就业问题，曾湘泉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21世纪》：十六届三中全会专门把就业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进行研究，您对此如何评价？
曾湘泉：就业问题被作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体现了中央对就业问题的高度关切和重视。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在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已经让人们感受到这样一个信息：本届政府比任何一届政府都更为重视就业问题。
《21世纪》：本届政府对就业问题的极度重视也表明了当前就业问题面临的严峻形势。您对此如何看待？
曾湘泉：的确如此。从劳动力供给的总体情况看，根据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模型计算表明，从1997年开始，我国开始经历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峰期，每年都大体在2000万以上，2003年已经达到最高峰，之后虽开始下降，但2000万以上的基数将大约持续至2008年。同时，当前的就业还面临着3个特殊情况：由传统企业改制、改革带来的工人下岗、失业问题；由于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的就业问题；由于高校的普遍扩招带来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这三个具体问题将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存在。
《21世纪》：现在我们也看到，GDP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似乎不如以前那么明显了。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测算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而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
曾湘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容纳了大量的“隐性失业”，在市场化改革中不断得到释放，由没有登记的隐性失业转为有登记的公开失业的人数越来越大，而同时，没有登记的“隐性就业”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两方面一对比，导致就业弹性也随之下降。
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在快速增长，这部分的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同时，这部分产值对劳动力专业技能的要求很高，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却较少。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得GDP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所下降。
《21世纪》：近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促进就业作为一个比GDP更为重要的指标来考核各级官员的政绩。您对此作何看法？
曾湘泉：就业问题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可以说不解决就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经济的均衡、持久、健康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异常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各级政府官员没有理由不把就业问题提到一个极端重要的高度来认识。但人们在日常的种种宣传中看到的多数是：地方政府在宣传工作业绩时，往往强调最多的是招商引资增长了多少，GDP增长了多少，却很少有说失业率下降了多少。现在是必须转变观念的时候了。
但同时，招商引资和GDP的增长与就业的增长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完全不矛盾。我的观点是，没有必要单纯地来区分和比较究竟是就业第一还是招商引资和GDP第一，它们应该是不分伯仲，同等重要，应该列为同等重要的指标来对官员政绩进行考核。
《21世纪》：当前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而一些学者却称目前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可能在10％左右。这两个数字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异，您怎样看待？
曾湘泉：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统计口径、就业理论平台的统一问题。首先，我们迄今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描述我国劳动力就业、失业的存量和流量分析模型，对什么是就业，什么是失业，是用德国的标准来定义还是用美国的标准定义或者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来定义，在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仍然缺乏统一的认识。
《21世纪》：您认为，当前应该从哪些具体方面入手，寻求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
曾湘泉：当前各种就业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异，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当前就业问题的准确认识和解决。因此可以说，解决统计口径、统计标准等就业分析理论和平台的统一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正确分析就业、解决就业问题面临的一个当务之急。
在有了一个统一、准确的就业理论统计方法和平台的基础上，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对我们已经实施的各种促进就业的措施、政策进行科学评估，建立一套完整、统一、科学的评估体系和制度。比如，我们要对为促进再就业实施的个人创业小额贷款政策、为促进大学生就业实施的大学生个人创业税收优惠政策等一系列就业政策进行科学评估。
在科学的评估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再对这些就业政策进行修改、完善，使之更科学，更有效。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