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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该如何阻击突发公共事件谣言
化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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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主要信源。这是由于突发事件应对法、反恐怖主义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授权政府统一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并对新闻媒体和个人未经授权发布公共事件信息作出了限制性乃至禁止性规定。

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主要信源角色缺位,会导致各类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在信息黑市中兜售。此时,为了避免谣言引发的涟漪效应,政府通常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辟谣。然而,综观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的辟谣行动,经常收效不大,甚至引发公众的更多质疑。政府作为突发公共事件谣言传播的主要阻击者,辟谣的做法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对辟谣的理解上。

首先,辟谣有及时性的要求。辟谣的时间节点不是政府任意选择的。按照首因效应原理,公众的思考最容易受到先输入的信息影响,一旦公众接受了谣言信息,政府再进行辟谣的难度就比较大。突发公共事件一旦出现,就意味着政府发声要与谣言传播赛跑。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基于当下媒体环境提出了“黄金4小时”原则。“黄金4小时”指的是新闻发布的及时性,政府要第一时间发声,政府要第一时间处理问题,做突发事件的“第一定义者”。而在谣言出现后,应当尽可能地及时反应,拖延和遮掩只会增加公众的疑虑。

第二,辟谣有信任性的要求。官方辟谣并不是在所有场合下都具有权威性与可信度。从心理学上讲,人们倾向于根据某种信息容易在心里联想起来的程度来判断事物发生的可能性,这被称为获得性启发。例如在比较飞机和火车的安全性时,公众大多会认为火车更安全,原因在于飞机失事后各种媒体均会作为重要消息进行报道,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飞机事故的例子。如果政府长期以来信息公开不到位,或者习惯于在风险事件发生之后采取捂盖子的做法,就算是官方辟谣也很难取得公众信赖,人们容易根据获得性启发而作出不信任判断。同样,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公众为什么选择相信钟南山,也是因为人们受到获得性启发,联想到了2003年非典疫情中钟院士对于疫情的准确判断和无畏担当。地方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问题上应当有准确、详细的预案,有对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到位的问责机制,避免地方部门的公信力、权威性逐渐流失,出现“辟谣就是确证谣言”“说什么人们都不信”的“塔西佗陷阱”。

第三,辟谣有科学性的要求。有人认为,要纠正错误的谣言,只需要发布真实信息辟谣,让人们置于均衡的信息环境中甚至封堵谣言让真实信息传播取得优势,即可让真相取代谬误。这可能只是一种想当然。公众的先入为主、固有偏见以及情绪化等因素,都有可能让传播真相的努力付诸东流。有影响力谣言之所以能够产生流瀑效应,像滚雪球一样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很关键的原因在于谣言所承载的内容是超出大多数公众的知识理解或信息获取能力的。因此,辟谣仅仅具有真实性要素很难充分发挥其作用,科学性要素也是必须具备的。换言之,政府不仅应该让公众知其然,还要告知所以然。很多谣言本身其实并不高明,政府如果能够发布对谣言更科学、更细致的回应,在更大范围内对涉及到的相关信息进行公开,相信能达到理想的辟谣效果。对于涉及到生化、病毒等具体专业领域的公共突发事件谣言,政府也可以组建官方专家团队来发声。

最后,辟谣有责任心的要求。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深入,政府信息公开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自选动作”到“规定动作”的转变。政府的辟谣行动同样也应当越来越制度化和精细化。辟谣应当被视为政府责任,而不是额外负担,体现着政府对待公众知情权和自身公信力的责任心。突发公共事件谣言产生后,有的地方政府看似在积极辟谣,但对谣言的回应只是简单否定,不做解释,在态度上敷衍了事,走形式、走过场,一辟了事。如此辟谣,将会引发更多的公众质疑。谣言问题的早期研究者卡普费雷就曾指出,谣言是一种社会抗议,是一种反权威、反权力的存在。政府的权威在公共事件谣言面前是要打折扣的,事实上很多公共事件的谣言本身就是针对政府和公权力的。高高在上和官僚主义的回应反而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谣言的影响力和社会危害性。政府在回应这类谣言的时候,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针对谣言本身做有针对性的、实在的、坦诚的回应。在辟谣之后,还应及时和快速追踪媒体和公众的反应,对偏差和不良反应及时纠正并作进一步的回应。在辟谣方式上,可以根据谣言自身的特点采取多元化的举措,一般而言,采用图片和视频会比单纯的文字有效,而及时召开允许媒体和公众介入的新闻发布会也比政府单方回应更有效。对于质疑政府自身公信力的谣言,政府也可以适时引入专家、媒体和其他第三方的监督。

总之,阻击突发公共事件谣言,政府不能有止于智者的懒政思维,也不能过度依赖互联网公司或媒体。全面掌握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政府是第一责任人。在缺乏政府权威信源的情况下,即便最后谣言被澄清,新的谣言又会甚嚣尘上。一次次无休止地造谣与辟谣过程中,消耗掉的将是公众对公共事件的爱心、公心和耐心。

 

作者:化国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中国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来源:《法制日报》2002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