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县级管辖下的司法制度
汉代的县级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一直都很困难，原因是缺少这方面的足够文献。由于居延、尹湾、敦煌等汉简的陆续出土，才使得这方面的研究有可能沿续下去。作为附属于行政制度的县级地方司法制度研究更是困难重重。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就地方司法制度中的某一环节某一部分进行个案研究，如诬告、证据、乞鞫等。本文目的意在前人分散研究的基础上，对县级司法制度进行归纳和总结，以便对汉代最基本审级的司法状况有大致全面的了解。
汉代司法管辖范围，主要是地域管辖，一般行凶、杀人、抢劫、盗窃等普通刑事案都以案发地为管辖原则。汉代县廷是基层法院，它主管的是一审的案子。汉代的县令对治下的编户齐民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从这个角度讲，一切有关平民的民事案子都可由县廷来审理。某些疑难重大的案子，县廷不敢冒然结案，会通过“奏谳”程序向上级官府申报判决。这类案子虽然仍是县廷的管辖范围，但实际上是由于移送管辖程序的介人而改变了案件的管辖性质。早在秦代，谋反、叛乱等威胁到皇权及国家政权安全的案子，也往往都由中央直接处理。专属人身管辖的案子，如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吏，诸侯王、列侯等贵族的犯案，县廷无直接审判权，汉代法律赋予他们“先请”权。对于重审的案子，只要原告不再上诉，县廷就可结案，但在汉代不是这个样子，不管多少级司法机构参与审理一件案子，终决权一定在较高级司法机构手中，只要当事人不再上诉。汉代也没有二审终审的概念，案子可以一直上诉到皇帝那里。
汉代的县廷在依据法律审理案件时，遵循着一整套既定的诉讼程序。诉讼程序是法律得以实施的必不可少的形式。诉讼程序的开始乃是立案。在汉代立案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告”；二是官司纠举；三是自告。第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告发、控告或报案，这是诉讼中最常见的案源。汉代有关文献中往往称“告劾”。其次是官司纠举。县廷的任何公职人员包括县令都有提起案子的职责，但通常提起案子的是一些固定的部门。汉县廷之下具有这种职权的主要是县尉、游徼、亭长、乡里的乡啬夫、里正等，还有关卡、传舍、市场的主管人员。最后一类较常见提起的是“自告”。汉代的自告相当于今天的投案自首，秦简中有各种关于自告后减轻罪罚的条文。汉代虽无明文，但汉承秦制，应该也有类似的规定。综上所述，汉代县廷的司法程序，首先应是立案。案子被以种种形式提交到县廷司法机关，待县廷作出立案的判断后，才会正式启动书面起诉的程序。
在县级管辖下，有权逮捕人犯的主要是县令、县尉，以及巡视监禁乡里行人的游徼、亭吏等，这些执法吏一旦接到报案，或是发现案犯，就会立即出动，逮捕有关人犯。更多的史料显示，官吏捕人，往往是无证逮捕，许多甚至是突击逮捕。县廷审理的对象若逃往外县，那么这种情况下的逮捕便要有正式的文书，因为县廷无权向外县发布缉捕令，所以他只能通过上级郡府或都尉府来发布。若是全国或跨郡范围内的缉捕，则要上报中央，由中央通过下诏的形式传达到各地，汉代称之为“诏所名捕”，这类缉捕都是针对大案要案而分布的。居延汉简中有大量这样的例证。汉代采用典型的纠问式审判。司法官吏一手包办调查取证的工作，被告方没有为个人辩护的权利，诉讼当事人不得互相质证。一切都听凭审判官吏的个人意志和经验。这是汉代审判制度的一大缺点。案件的审结和县令长的个人素质及能力密切相关，有治绩的官吏注重多角度取证，自然可以少些冤错案。遇到无法取证的案子时，有些官吏为了快速结案，争得好政绩，便只有一味动刑。至于一些昏愦贪枉之官，更是一味迷信拷打。汉代司法审判程序还有一些重要的规定，如爰书、证据、乞鞫以及监禁等，均构成了汉代县级管辖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诉讼的过程一般会用司法文书记录下来，这些司法文书统称为“爰书”。根据出土文献分析，爰书可分为诉讼爰书和非诉讼爰书；关于证据制度，除口供外，其他主要的证据还有书证、物证、勘验笔录及证人证言。汉代法律对证人的资格亦有所限制。如某些案件中的亲属回避以及年龄限制等。审判程序的结束是司法宣判。如果犯人对判决结果不服，还有机会在“读鞫”即宣判后，“乞鞫”重审。监禁制度也是审判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汉代的县狱里经常关押着大量的囚徒，这些囚徒都是待判的犯人或被告，其中也有案犯的亲属及家人，甚至还有证人。汉代对拘押人犯没有法定的期限，只要案子不决，便会一直关押下去，而且饱受折磨，监狱常常成了汉代司法诉讼中最黑暗的地方。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统一的封建王朝，其司法制度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自汉以后直到清季，司法制度虽有一些变化，但基本方面如县为基层审级，刑事案中以案发地为管辖原则，行政司法不分，对诉权的限制，审判过程中的刑讯逼供，证据的使用等等，都相对稳定。因此对汉的司法制度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汉代的诉讼状况，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整个中国封建时期诉讼制度的发展脉络。
来源：《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