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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流刑考辨

作者：曾代伟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市，400031)

〔摘要〕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蒙元流刑之制有着许多独特之处。而律典的散佚和传世文献记载的含混，使相关论著迄今对其制度设计及其运作真相歧异纷呈。本文从实证的角度，通过流刑实际案例的搜辑和梳理，对蒙元流刑的渊源、适用对象、流放地及其特点进行考辨。笔者以为，蒙元流刑仍为法定刑之一；蒙元初期沿袭金代流刑之制加以折代变通；至元八年以后，独具特色的流刑制度逐渐形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变通律令的现象十分普遍。

〔关键词〕蒙元刑罚流刑考辨

    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蒙元流刑之制有着许多独特之处。而律典的散佚和传世文献记载的含混，使相关论著迄今对其制度设计及其运作真相歧异纷呈。①本文拟从实证的角度，通过流刑实际案例的搜辑和梳理，对蒙元流刑的渊源、适用对象、流放地及其特点进行考辨，以期达成重新审视蒙元刑制的目的。
    蒙元类似流刑的刑罚名目颇多，除流之外，还有出军、置、放、窜、逐、窜、奔、谪、迁移、迁徙等。其中迁移、迁徙、出军的适用，虽然在一些案例中与流刑相混淆，但迁移、
    迁徙更多地类同唐宋“杀人移乡”之法；②出军则与秦汉以来的谪戍及后世的充军类似，与单纯刑法意义上的流刑有一定的区别。本文取“狭义”流刑作为研究对象。
    一、蒙元流刑溯源
    流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唐律疏议》曰：“《（尚）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又曰‘五流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盖始于唐虞。今之三流即其义也。”[1]《吏学指南》释流刑：“谓不忍刑杀，宥而窜于边裔，使其离别本乡，若水流远而去也。”[2]但先秦流刑并非五刑之属。邱濬《大学衍义补》：“自汉废肉刑，劓及斩左止改为笞，笞数多者每至于死，少则不足以示惩，于是死罪以下不得不有以通其变，流所以通其变也。”于是，流自南北朝始入于律，北魏已有流刑律条。③北周《大律》定五刑为杖、鞭、徒、流、死，且始定道里之制，使流刑制度化。隋《开皇律》确立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为后世律典所沿袭。《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定常流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俱役一年；加役流则流三千里、役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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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曾代伟，男，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民族法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权威论著诸如《中国法制通史》第六卷：“流刑三等：流三（按：应系“二”这之误）千里，比移乡接连；二千五百里，迁徙屯粮；三千里，流远出军。”（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八卷：“传世的元代民间类书《事林广记》（泰定本）收录的《至元杂令》，其中《笞杖则例》条，下列笞罪三等，杖罪三等，徒罪五等，绞罪至死，共四种刑罚，唯独没有流刑。这可以作为忽必烈统治初期取消流刑的一个证据。”（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页。）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法制史》：“（流刑）三等仍分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等等。经笔者考察，上述记述似有误。
    ② 元《典章新集·刑部·禁奸恶》“迁徙遇革不赦”条：“今之迁徙，即古者移乡之法，给予流囚事理不同。”
    ③ 《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法例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案《律》，公私劫盗，罪止流刑”等。
    《宋刑统》有所变化：“流刑：加役流决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决脊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决脊杖十八，配役一年。流二千里决脊杖十七，配役一年。”[3]
    但此后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辽、金诸朝，或因于传统民族习惯，或宥于战事频仍的社会条件，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流刑作了较大的变通。
    辽，“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又有籍没之法。流刑量罪轻重，置之边城部族之地，远则投诸境外，又远则罚使绝域。”[4]其实施对象多为贵族官僚，如史载，辽“流刑始于太宗，会同时，皇族锡里郎君谋毒通事嘉哩等，命重杖之，及其妻流于巨巴哩密河。”[5]世宗天禄二年（948年）春正月，“天德、萧翰、刘哥、盆都等谋反。诛天德，杖萧翰，迁刘哥于边，罚盆都使辖戞斯国。”[6]这是流刑中“罚使绝域”的实例。罪犯不仅免死，而且出使归来，即除其罪，实乃一种特别的刑罚。兴宗重
    熙七年（1038年）“南面待御壮骨里诈取女直贡物，罪死；上以有吏能。黥而流之。”[7]道宗大康二年（1076年）十一月甲戌，上欲观《起居注》，修注郎不撷及忽突堇等不进，各杖二百，罢之，流林牙萧岩寿于乌隗部。”[8]大安二年（1086年）秋七月“惠妃母燕国夫人削古厌魅梁王事觉，伏诛，子兰陵郡王萧酬斡除名，置边郡”。[9]此皆为流“边城部族之地”的例证。
    金代流刑仍为法定刑之一,但实际上并未适用。《金史·刑志》载，“明昌五年（1194年），尚书省奏：‘在制，《名例》内徒年之律，无决杖之文便不用杖。缘先谓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决杖，而徒三年以下难复不用。妇人比之男子虽差轻，亦当例减。’遂以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妇人犯者并决五十，著于《敕条》。”[10]此段史料传达的信息，一是金代以“流刑非今所宜”，不便施行为由，并未实施流刑；二是章宗明昌年间规范刑制以后，法定流刑三等，是用徒四年以上并附加决杖代替之。综合《元典章》卷三九《五刑训义》等记载，其具体规定是：二千里比徒四年加杖九十，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半加杖九十，三千里比徒五年加杖一百。④
    稽诸《金史》，检得三例涉及流刑的记述：一是大定时，宋王宗望之子完颜京、完颜文皆以谋反诛。世宗尽以其家财产与其兄完颜齐之子咬住，诏齐妻曰：“汝等皆当缘坐，有至大辟及流窜者。朕念宋王，故置而不问，且以其家产赐汝子。宜悉朕意。”[11]
    二是章宗时，“适朝议以流人实边，安仁言：‘昔汉有募民实边之议，盖度地营邑，制为田宅，使至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于是轻去故乡而易于迁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饿困苦，无聊之心，靡所顾藉，与古之募民实塞不同，非所宜行。’上然之。”[12]
    三是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十二月“登州刺史耿格伏诛，流其妻孥。”[13]
    前两例仅提及律有流刑之罚，但均未实施。最后一例有流刑判决，然未知是否执行时折抵为徒刑加杖。
    二、蒙元初期“循用金律”，对金流刑进行折代变通
    蒙元流刑在制度设计上仿照宋制，又带有辽金流刑的烙印。
    在蒙古早期习惯法中就有了流放之刑。《史集》载有成吉思汗的一道训令：“我们的兀鲁黑中若有人违反已确立的扎撒，初次违反者，可口头教训；第二次违反者，可按必里克处罚；第三次违反者，即将他流放到巴勒真——古勒术儿的遥远地方去。此后，当他到那里去了一趟回来时，他就觉悟过来了。如果他还是不改，那就判他戴上镣铐送到监狱里。如果他从狱中出来时学会了行为准则，那就较好，否则就让全体远近宗亲聚集起来开会，以做出决定来处理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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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据考，《五刑训义》发布于中统、至元蒙元政权援用金律期间，应属金律“旧例”。
    《蒙古秘史》：乞颜贵族初立铁木真为汗时，其誓词称：“于征战之日也，若乎违汝号令，
    可离散俺家业妃妻，弃俺黑头于地而去！于太平之日也，若乎坏汝成命，可流散俺人夫妻子，弃俺于无主地而去！”[15]
    但尚未检得早期流刑实施的案例。
    在入主中原过程中，蒙元仿照宋辽金刑制，建立了流刑制度。蒙元初期曾沿用金律数十年，⑤此间流罪处罚是对金代流刑制度进行折代变通。
    首先，仿宋金刑制，仍“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列流刑为法定刑之一。
    其次，与金代基于类似的原因，元初亦未施行流刑，而以它刑取代之。中统二年（1261年）八月，忽必烈颁布《中统权宜条理诏》，其中称：“据五刑之中，流罪一条，似未可用，除犯死刑者依条处置外，徒年杖数今拟递减一等，决杖虽多，不过一百七下。著为定律，揭示多方。”⑥传世的元代民间类书《事林广记》（泰定本）收录的《至元杂令》，其中“笞杖则例”条下列笞罪三等，杖罪三等，徒罪五等，绞罪至死，共四种刑罚，没有列出流刑。[16]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将此作为“忽必烈统治初期取消流刑的一个证据。”[17]此说不确，元初并非取消流刑，只是因流刑不便执行而以其它刑罚代替。考《至元杂令》所记，实为《五刑训义》所揭元初“循用金律”期间，对金代刑制进行的折合变通：笞罪三等、杖罪三等，分别是由金笞罪五等、杖罪五等折合变通而形成（见表一）；徒罪五等，则是将金徒罪七等折合变通为决杖而形成（见表二）；流罪三等的折合变通关系见表三。⑦
    表一：金、元笞杖罪刑等折算

	笞罪处罚					杖罪处罚
金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元初	7	17		27		37		47		57

表二：金、元徒罪刑等折算

金徒罪处罚	徒一年、一年半	徒二年、二年半	徒三年、	徒四年、	徒五年、
	加杖60	加杖70	加杖80	加杖90	加杖100
元初徒罪处罚	杖67	杖77	杖87	杖97	杖107

表三：金、元流罪刑等折算

金法定流刑	二千里	二千五百里	三千里
金流罪处罚	比徒四年加杖90	比徒四年半加杖90	比徒五年加杖100
元初流罪处罚	徒四年	徒四年半	徒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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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笔者以为，虽然史无起始时间记载，但至迟应在1234年灭金时即开始援用金律。
    ⑥王惲：《中堂事纪下》，《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四部丛刊》本。《新元史》卷《世祖一》所记略同：中统二年八月乙巳，“颁《中统权定条法》，诏曰：“事匪前定，无以启臣民视听不惑之心；政岂徒为，必当奉帝王坦白可行之制。我国家开建之始，禁网疏阔，虽见施行，不免阙略。或得于此，而失于彼，或轻于昔，而重于今。以兹奸猾之徒，得以上下其手。朕惟钦恤，期底宽平，乃立九章，用颁十道。据五刑之内，流罪似可删除。除犯死罪者，依条处置外，其余递减一等。决杖不得过一百七。著为令。”
    ⑦ 表格设计部分参考了《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15页。特此说明。
    稽诸《元典章》等史籍，蒙元初期变通流刑的实例颇多：
    例一：至元二年（1265年）四月，“济南路归问到韩进状招：因与亲家相争，将棒于在旁冯呵兰右肩上误打一下，因伤身死。法司拟：即系因斗殴而误杀伤论，致死者减一等合徒五年。部拟一百七下；省断七十七下，征烧埋银。”[18]
    例二：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月初二，中都路李三丑于酒后，与朋友骑马相逐，不意将行人田快活撞倒身死。“法司拟：三丑所犯，即系于城内街上无故走马，以故杀人情犯。旧例，于城内街巷无故走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其李三丑合徒五年。部拟量决七十七下。省断准拟征钱二百贯，与被死之家。”[19]
    例三：至元四年七月初八，濮州馆陶县王狗儿在船上与翟二相戏作耍，不意失手将其推下河里淹死。“法司拟：王狗儿所犯，即系戏杀事理。旧例，戏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人二等。谓以力共戏而致死伤者，虽扣以刃若乘高履危及入水中以故烧伤者，准减一等。其王狗儿合徒五年，决徒年杖一百，仍征烧埋银五十两给主，以充烧埋之资。部拟王狗儿决杖一百七下，征银五十两。”[20]
    上述三例发生在至元初循用金律时期。依金律，斗殴杀人者绞，减死一等的法定刑应为流三千里。而据金比徒五年、杖一百的旧例，分别判处徒五年加决杖一百七或徒五年。值得注意的是，前揭案例显示，此间凡非谋反、贼盗等涉及国家统治的重大案件，刑部及中书省（有时为尚书省）的最终裁定，均有大幅度减轻处罚的情况，体现了元初“用刑平恕”的法制思想。
    不过，在此期间还是有实际执行流刑的个别案例：一是至元初，某年冬祀太庙，“有司失黄幔，索得于神庖灶下，已甚污弊。帝闻，大怒曰：‘大不敬，当斩！’璧曰：‘法止杖断流远。’其人得不死。[21]
    二是刘全殴打女婿致死案。至元三年（1266年）正月二十一日，济南路民刘全支派女婿孙重二扫地筛谷。孙有怨气并辱骂刘全之父。刘用棍棒拳脚将其殴伤致死。“法司拟即系斗杀婿事理，旧例，‘缌麻三月、为妻之父母者一同’；又旧例，‘若尊长殴卑幼折伤者，缌麻减凡人一等，死者绞。’其刘全合行处死，仍征烧埋银数。部准拟呈省断，将刘全流去迤北鹰房子田地，仍于家属征烧埋银给主。”[22]
    三是至元五年（1268年）三月，“田禹妖言，敕减死流之远方。”[23]
    四是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八日，德州民司都喜纠合苏瘦儿等共七人，印造伪钞950贯。官府将苏瘦儿等断讫，拟定司都喜合行处死。“都省议得：司都喜所招印造伪钞，未曾使用红印、墨条印，事发到官，罪犯即系伪造未成。并部卷内该本处官司验得，委的不似真钞，难以行使。为此照得已前断例，使伪钞的断一百七下。若依例杖断，恐碍钞法，拟将司都喜比其余为首印造伪钞已成中使的人，减死一等，流入直北鹰房子种田处住坐。于至元七年闰十一月十六日闻奏过。奉圣旨：依着您的言语者。钦此。”[24]
    五是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管如仁、费正寅以国机事为书，谋遣崔继春、贾靠山、路坤入宋。事觉穷治，正寅、如仁、继春皆正典刑，靠山、坤并流远方。”[25]
    三、至元八年以后流刑考
    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正式将国号“大蒙古国”改为“大元”朝，为彰显新朝更始，万象更新，遂诏令：“泰和律令不用，休依著那者。钦此。”[26]此后，司法审判不再援引金律旧例。新的刑罚制度通过历代皇帝的诏敕、中央政府制定的《至元新格》、《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法规的颁行而逐步形成。流刑亦然，并开始实施。
    （一）蒙元流罪律条钩沉
    如前所述，《元史·刑法志》收录了据世祖以降历代诏制、条格、断例编纂的部分法律条文1100余条，笔者从中检得直接涉及流罪的法条47条。兹罗列如次：
    《卫禁》：诸擅带刀阑入殿庭者，杖八十七，流远。
    《职制》：诸毁匿边关文字者，流。
    诸有司各处递至流囚，辄主意故纵者，杖六十七，解职，降先品一等叙，刑部记过。
    诸捕盗官，辄受人递至匿名文字，枉勘平人为盗，致囚死狱中者，杖九十七，罢职不叙；正问官六十七，降先职二等叙；首领官笞四十七，注边远一任；承吏杖六十七，罢役不叙；主意写匿名文书者，杖一百七，流远；递送匿名文书者，减二等；受命主事递送者，减三等。
    诸流囚，强盗持杖不曾伤人，但得财，若得财至二十贯，为从；不持仗，不曾伤人，得财四十贯，为从；及窃盗，割车剜房，伤事主，为从；不曾伤事主，但曾得财；不曾得财，内有旧贼；初犯怯烈司盗驼马牛，为从；略卖良人为奴婢一人；诈雕都省、行省印；套画省官押字，动支钱粮，干碍选法；或妄造妖言犯上：并杖一百七，流奴兒干。初犯盗驼马牛，为首；及盗财三百贯以上；盗财十贯以下，经断再犯；发冢开棺伤尸，内应流者；挑剜裨凑宝钞，以真作伪，再犯；知情买使伪钞，三犯，并杖一百七，发肇州屯种。
    诸犯罪流远逃归，再获，仍流。若中路遭乱而逃，不再犯，及已老病并会赦者，释之。
    诸流囚居役，非遇元正、寒食、重午等节，并勿给假。
    诸应徒流，未行，会赦者释之；已行未至，会赦者亦释之。
    诸有罪，奉旨流远，虽会赦，非奏请不得放还。
    诸徒罪，昼则带镣居役，夜则入囚牢房。其流罪发各处屯种者，止令监临关防屯种。
    诸流远囚徒，惟女直、高丽二族流湖广，余并流奴兒干及取海青之地。
    诸狱具，枷长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阔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寸以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二十斤，杖罪一十五斤，皆以干木为之，长阔轻重各刻志其上。
    《户婚》：诸女子已许嫁而未成婚，其夫家犯叛逆，应没入者，若其夫为盗及犯流远者，皆听改嫁。已成婚有子，其夫虽为盗受罪，勿改嫁。
    《食货》：诸私盐再犯，加等断徒如初犯，三犯杖断同再犯，流远，妇人免徒，其博易诸物，不论巨细，科全罪。
    诸犯私盐，被获拒捕者，断罪流远，因而伤人者处死。
    《大恶》：诸大臣谋危社稷者诛。诸无故议论谋逆，为倡者处死，和者流。
    诸谋反已有反状，为首及同情者凌迟处死，为从者处死，知情不首者减为从一等流远，并没入其家。其相须连坐者，各以其罪罪之。
    诸因争移怒，戳伤其兄者，于市曹杖一百七，流远。
    诸妻魇魅其夫，子魇魅其父，会大赦者，子流远，妻从其夫嫁卖。
    《奸非》：诸与弟妻奸者，各杖一百七，奸夫流远，奸妇从夫所欲。
    《盗贼》：⑧诸杖罪以下，府州追勘明白，即听断决。徒罪，总管府决配，仍申合干上司照验。流罪以上，须牒廉访司官，审覆无冤，方得结案，依例待报。其徒伴有未获，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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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 以下法条多采自大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强窃盗贼通例》，载《元典章》卷四九《刑部十一》。
    有不完者，如复审既定，赃验明白，理无可疑，亦听依上归结。⑨
    诸强盗持仗但伤人者，虽不得财，皆死。不曾伤人，不得财，徒二年半；但得财，徒三年；至二十贯，为首者死，余人流远。
    诸盗库藏钱物者，比常盗加一等，赃满至五百贯以上者流。
    诸剧贼既款附得官，复以捕贼为由，虐取民财者，计赃论罪，流远。
    诸奴盗主财，应流远，而主求免者听。
    诸守库藏军人，辄为首诱引外人偷盗官物，但经二次三次入库为盗，又提铃把门
    人，受赃纵贼者，皆处死。为从者杖一百七，刺字流远。
    诸掏摸人身上钱物者，初犯、再犯、三犯，刺断徒流，并同窃盗法，仍以赦后为坐。
    诸略卖良人为奴婢者，略卖一人，杖一百七，流远；
    诸白昼剽夺驿马，为首者处死，为从减一等流远。
    诸出军贼徒在逃，初犯杖六十七，再犯加二等，罪止一百七，仍发元流所出军。
    《诈伪》:诸伪造省府印信文字，但犯制敕者处死。若伪造省府劄付者，杖一百七，再犯流远。
    诸掾属辄造省官押字，盗用省印，卖放官职者，虽会赦，流远。
    买使伪钞者，初犯杖一百七，再犯加徒一年，三犯科断流远。
    诸挑剜裨辏宝钞者，不分首从，杖一百七，徒一年，再犯流远。⑩
    《斗殴》：诸豪横辄诬平人为盗，捕其夫妇男女，于私家拷讯监禁，非理陵虐者，杖一百七，流远。其被害有致残废者，人征中统钞二十锭，充养赡之赀。
    诸尊长辄以微罪刺伤弟侄双目者，与常人同罪，杖一百七，追征赡养钞二十锭给苦主，免流，识过于门；无罪者，仍流。
    诸弟虽听其兄之仇，同谋剜其兄之眼，即以弟为首，各杖一百七，流远，而弟加远。
    诸卑幼挟仇，辄刺伤尊长双目成废疾者，杖一百七，流远。
    诸以刃刺破人两目成笃疾者，杖一百七，流远，仍征中统钞二十锭，充养赡之赀，主使者亦如之。
    诸挟仇伤人之目者，若一目元损，又伤其一目，与伤两目同论，虽会赦，仍流。
    《杀伤》：诸部民殴死官长，主谋及下手者皆处死，同殴伤非致命者，杖一百七，流远，均征烧埋银。
    诸奴受本主命，执仇杀人者，减死流远。
    《禁令》：诸阴阳家者流，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
    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
    《杂犯》：诸频犯过恶，累断不改者，流远。
    诸凶人残害良善，强将男子去势，绝灭人后，幸获生免者，杖一百七，流远。
    《捕亡》：诸已断流囚，在禁未发，反狱殴伤禁子，已逃复获者，处死；未出禁
    杖一百七，发已拟流所。
    另见诸《元史》其它各篇及其它史籍的规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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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 关于各级官府断案权限，另有《元典章》卷三九《刑部一·刑制·刑法》“罪名府县断隶”：“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中书省奏准《至元新格》内一款：诸杖罪五十七以下司县断决，八十七以下散府州军断决，一百七下以下宣慰司、总管府断决，配流、死罪，依例勘审完备，申关刑部待报，申札鲁忽赤者亦同。
    ⑩《新元史》卷二一《成宗四》：大德七年（1303年）正月，“定诸改补钞罪例，为首者杖一百有七，从者减二等；再犯，从者杖与首同，为首者流。”与此略有差异。
    《元史》卷八《世祖五》：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禁赌博》“抹牌赌博断例”亦载：刑部“照得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内钦奉圣旨，禁约诸人不得赌博钱物，如有违反之人，许诸人捉拿到官，将犯人流去迤北远田地里种田者。钦此。”后中书省拟定，赌博者各决杖七十七。
    《元史》卷一0一《兵四》弓手：“元制，郡邑设弓手，以防盗也。内而京师，有南北两城兵马司，外而诸路府所辖州县，设县尉司、巡检司、捕盗所，置巡军弓手，而其数则有多寡之不同。职巡逻，专捕获。官有纲运及流徙者至，则执兵仗导道，以转相授受。外此则不敢役，示专其职焉。”
    《元史》卷九三《食货一》：“延祐经理法：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实于官。或以熟为荒，以田为荡，或隐占逃亡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并许诸人首告。十亩以下，其田主及管干佃户皆杖七十七。二十亩以下，加一等。一百亩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窜北边，所隐田没官。郡县正官不为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论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略也。”
    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月，和礼霍孙言：“自今应诉事者，必须实书其事，赴省、台陈告。其敢以匿名书告事，重者处死，轻者流远方；能发其事者，给犯人妻子，仍以钞赏之。”皆从之。[27]
    大德七年（1303年）正月，有人在御史台殿中司门前放了一件匿名文书。御史台奏称，世祖时中山府曾发生薛宝仁投无头文字案。当时有圣旨：“撇无头文字的人根底，任谁拿住呵，若是他写的言语重呵，将本人敲了，将他的媳妇孩儿断与拿住的人更须赏与银二十定；若是他写的轻呵，将本人流远，拿住的人根底，将犯人媳妇孩儿断与，更与赏银一十定。如今依在先圣旨体例里，若是写的重呵，将本人敲了，将他的媳妇孩儿拿住的人根底断与，更他的赏银与二十定的，与一百定；将写的轻呵，将本人流远，他的媳妇孩儿拿住的人根底断与，更他的赏银与十定的与五十定。省官人每根底说与交行榜文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麽道圣旨了也。”[28]
    大德九年（1305年）五月，诸处罪囚淹系五年以上，除恶逆外，疑不能决者释之。流窜远方之人，量移内地。[29]
    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十二月，曲赦大都大辟囚一人，并流以下罪。[30]
    延祐元年（1314年）正月，诏改元延祐。释天下流以下罪囚。[31]
    延祐七年（1320年）三月，征诸王、驸马流窜者，给侍从，遣就分邑。[32]
    大德五年十（1301年）二月《强窃盗贼通例》：“诸盗经断后仍更为盗，前后三犯杖者徒，三犯徒者流，又而再犯者死。强盗两犯亦死”。[33]
    《刑统赋疏》：“司天台执事者，恐泄天文，不可流之远方。”[34]
    可见，与唐宋刑制不同，元法律条文设定的流刑是笼统的，通常用“流远”、“杖一百七，流远”、“流”表示，并未标明道里远近，除两处之外，也未指定流放地点。亦如《元典章》所载，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有行御史台反映流远贼人“常有逃逸回而再犯”的情况；认为其原因是“缘奏准明文不曾定到里数，并合流去处何他(地)，所是何官司交割，别无所守通例”[35]这就为当权者适用流刑的随意性留有余地。
    （二）关于适用流刑的案例举要
    在《元史》、《新元史》和《元典章》等文献中，我们检得一束具体适用流刑的案例，兹将至元八年以后发生的部分案件，按年代为序罗列如次：
    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洺磁路总管姜毅捕获农民郝进等四人，造妖言惑众，敕诛进，余减死流远方。[36]
    至元十二年十二月西川沧溪知县赵龙遣间使入宋，敕流远方，籍其家。[37]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流征占城擅还将帅二十三人于远方。[38]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七月，给还行台监察御史周祚妻子。祚尝劾行尚书省官，桑哥诬以他罪，流祚于憨答孙，妻子家赀入官，及是还之。[39]
    元贞元年（1295年）五月,流别阇于江西，从月的迷失讨贼自效。[40]
    大德七年（1303年）正月，流硃清、张瑄子孙于远方，仍给行费。[41]
    大德七年十月，太原路贺来福偷盗本使耿忠银物，议得计赃例应流远。既本主告免，断九十七下，分付本主。都省准拟。[42]
    大德八年（1304年）三月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案例：“去年冬间有一起贼人，将百姓每的媳妇孩儿，掠将去那个城子里卖去做奴婢的吴马儿等一起贼人拿获捉住，取讫了招伏，上位奏过，明正典刑的正典刑了，合杖断一百七下流远的流远了，合配役的交配役了来。因着这的每俺商量来，若不严切禁治呵，贼人每日见的多去也。今后诸掠诱良人为奴婢者，掠卖一个人断一百七下流远；二人以上处死；为自己妻妾子孙者断一百七下徒三年。”[43]
    大德八年六月十七日，陕西行省安西路李保“偷盗讫本使蛮子回回中统钞六十定、金一十一两。赃满五百贯，罪该流远。本部议得，李保盗本使蛮子回回金子、钞定，令人捉获，欲将李保货卖。弓手告发到官，估计所盗赃物已该流罪。缘奴盗主财，并本使不曾申官，以此参详，拟合比例免流，依上断决九十七下，分付本使收管。相应都省准拟施行。”[44]
    大德八年十月，杖流吴祈、石天补等于安西。[45]
    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二月，部检旧例，流刑有三，皆以里数定立程限，限内遇赦则原。无故违限则不原。今辽阳离大都一千五百余里，其流囚别无素定程限。贼人吴喜儿等至行省遇赦，未及流所，钦依免放流囚中途遇革放退。[46]
    至大二年十月，杖流洪重喜于潮州。[47]
    至大二年十一月，诸王孛兰奚以私怨杀人，当死，大宗正也可扎鲁忽赤议，孛兰奚贵为国族，乞杖之，流北鄙从军，从之。[48]
    至大三年九月，流宁王阔阔出于高丽。[49]
    至大四年正月，命中书右丞相塔思不花、知枢密院事铁木儿不花等参鞫尚书右丞相脱虎脱、左丞相三宝奴、平章政事乐实，右丞保八、左丞忙哥帖木儿、参知政事王罴罪状。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俱伏诛。杖流忙哥帖木儿于海南，流平章政事速思不花于高丽。[50]
    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三月，杖流高丽陪臣事思温、金深于临洮。[51]
    延祐四年（1317年）闰正月，流魏王阿木哥于耽罗，寻移大青岛。[52]
    延祐五年七月，诸王不里牙敦之叛，诸王也舍、失列吉及卫士朵带、伯都坐持两端，不助官军进讨，敕流也舍江西，失列吉湖广，朵带衡州，伯都潭州。[53]
    延祐七年六月，流徽政院使米薛迷干于金刚山。十二月，流前高丽王謜于吐番撒思结之地。[54]
    延祐七年八月，脱思马部宣慰使亦怜真坐违制不发兵，杖流奴兒干之地。[55]
    至治元年（1321年）二月，杀监察御史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杖流监察御史成圭、李廉亨于奴儿干。三月，宦者孛罗铁木兒坐罪，流奴兒干地。[56]
    至治二年正月，流徽政院使罗源于耽罗。五月泰符、临邑二县民谋逆，其首王驴兒伏诛，余杖流之。诸王阿马、承童坐擅徙脱列捏王卫士，并杖流海南。[57]
    至治三年八月，将作院使哈撒兒不花坐罔上营利，杖流东裔，籍其家。[58]
    至治三年十二月，流月鲁帖木儿及云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吕不花于奴儿干，孛罗及兀鲁思不花于高丽大青岛。[59]
    泰定二年（1325年）十一月，“息州民赵丑厕、郭菩萨妖言弥勒佛当有天下，有司以闻，命宗正府、刑部、枢密院、御史台及河南行省官杂鞫之。郭菩萨伏诛，杖流其党。”[60]
    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御史台臣言：“也先捏将兵擅杀官吏，俘掠子女货财。”诏刑部鞫之，籍其家，杖一百七，流南宁府。后复为御史所劾，以不忠、不敬，伏诛。[61]
    天历元年九月，杀兀伯都剌、铁木哥，流朵朵、王士熙、伯颜察儿、脱欢等于远州，并籍其家。[62]
    天历元年十二月，中书省臣言：“陕西行省、行台官，焚弃诏书，坐罪当流，虽经赦宥，永不录用为宜。”制可。[63]
    天历三年八月，监察御史劾：“前丞相别不花昔以赃罢，天历初因人成功，遂居相位。既矫制以买驴家赀赐平章速速，又与速速等潜呼日者推测圣算。今奉诏已释其罪，宜窜诸海岛，以杜奸萌。”帝曰：“流窜海岛，朕所不忍，其并妻子置之集庆。十月，籍四川囊加台家产，其党杨静等皆夺爵，杖一百七，籍其家，流辽东。[64]
    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二月，流王禅子帖木儿不花于吉阳军。[65]
    至顺元年闰七月，行枢密院言：“征戍云南军士二人逃归，捕获，法当死。”诏曰：“如临战阵而逃，死宜也。非接战而逃，辄当以死，何视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66]
    至顺元年四月，明宗后八不沙被谗遇害，遂徙（顺）帝于高丽，使居大青岛中，不与人接。[67]
    至顺二年二月，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彻里帖木儿及速速、班丹俱坐出言怨望，流彻里帖木
    儿于广东，班丹于广西，速速于海南，并籍其家。11
    至顺二年三月，御史台臣劾奏：“燕南廉访使卜咱兒，前为闽海廉访使，受赃计钞二万二千余锭、金五百余两、银三千余两、男女生口二十二人及它宝货无算，难遇赦原，乞追夺制命，籍没流窜。”诏如所言，仍暴其罪示天下。七月，只兒哈答兒坐罪当流远，以唐其势舅氏故释之。八月诏刑部鞫内侍撒里不花巫蛊事，凡当死者杖一百七，流广东、西。[68]
    至顺二年七月，监察御史张益等劾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钦察台反复不可信任，流钦察台于广东，同妻孥禁锢。[69]
    至顺三年七月，燕铁木兒言：“诸王彻彻秃、沙哥，昔坐罪流南荒，乞赐矜闵，俾还本部。”从之。[70]
    顺帝后至元元年（1335年）十月，流诸王晃火帖木儿及答里、唐其势子孙于北边。癸亥，流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儿于岭南。12
    后至元元年闰十二月，流彻里帖木兒于南安。[71]
        至正十五年（1355年）三月，台臣犹以谪轻，列疏其兄弟之罪，于是诏流脱脱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流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碉门。脱脱长子哈剌章，肃州安置；次子三宝奴，兰州安置。家产簿录入官。[72]
    ——————————
    11 《新元史》卷二二《文宗下》。另《元史》卷三四《文宗三》记载可补充：至顺元年八月御史台臣劾奏：“前中书平章速速，叨居台鼎，专肆贪淫，两经杖断一百七，方议流窜，幸蒙恩宥，量徙湖广。不复畏法自守，而乃携妻娶妾，滥污百端。况湖广乃屯兵重镇，岂宜居此？乞屏之远裔，以示至公。”诏永窜雷州，湖广行省遣人械送其所。
    12《新元史》卷二三《惠宗一》。《元史》卷三八《顺帝一》记为：“后至元元年十月癸亥，流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于广海安置。完者帖木兒乃贼臣也先铁木兒骨肉之亲，监察御史以为言，故斥之。”故广海当在广东沿海。
    (三)蒙元流放地探微
    关于元代流刑地，史籍有如下记载：
    《元史》：“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流刑：辽阳，湖广，迤北”；“诸流远囚徒，惟女直、高丽二族流湖广，余并流奴兒干及取海青之地。”[73]
    延祐六年七月，“命分简奴兒流囚罪稍轻者，屯田肇州。”[74]
    泰定五年（1328年）九月，御史言：“广海古流放之地，请以职官赃污者处之，以示惩戒。”从之。[75]
    《元典章》：延祐六年八月《盐法通例》：“私盐事发，到官取讫招状，合以赦后为坐。其三犯者与再犯一体断罪，蒙古、色目人发付两广、海南，汉人南人发付辽阳屯田。”[76]
    元《典章新集》：延祐七年三月，中书省议得：“各处合流辽阳行省罪囚，无分轻重，一概发付奴儿干地面。缘彼中别无种养生业，岁用衣粮，站赤重加劳费。即目肇州现有屯田，今后若有流囚，照依所犯，分拣重者，发付奴儿干地，轻者于肇州从宜安置，屯种自赡，似为便益。”[77]
    但本文前揭案例显示：有的并未确指流放地，而以流、流远、流远方、流远州、流窜、杖流、流北鄙、流北边、流南荒、流东裔以代之；指明的流放地遍及北边、南边、西南、西北地区。
    元朝行政区划历经数度变更，最终将全国划分为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今河北、山东、山西）和10个比较固定的行中书省：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高丽守东籓，执臣礼惟谨，亦古所未见。”[78]流放地就分布在这些地方。
    现对前引案例提及的流放地予以考析：
    1、北边：所谓辽阳迤北之地、辽东，乃是概指“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属地，辖今东北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奴儿干，今俄罗斯黑龙江口一带，肇州，今黑龙江省肇源县，是元代北方主要流放地。高丽王氏王朝（918－1392年）在当时臣属于元朝廷，也是流放之地，前揭案例提及高丽、高丽大青岛、金刚山、耽罗。
    2、南边：湖广，泛指“湖广等处行中书省”，辖今湖南、贵州、广西大部、湖北南部。属于湖广行省的流放地有：岭南，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越南北部，元设有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司。海南，海北海南道宣慰司，辖地含今海南省。雷州路，治海康，辖今雷州半岛；雷州为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治所。吉阳军，宋称崖州，又改吉阳军，在海南岛。元隶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广海，元设有广海盐课提举司，可能在广西北部湾。广西，指广西两江道宣慰司。南宁府，泰定元年改邕州路置，治今南宁市。衡州路，治今衡阳市。潭州，至元十四年，为潭州路总管府；十八年，徙湖南道宣慰司治潭州；天历二年，以潜邸所幸，改天临路，今长沙市。《元史》卷三四《文宗三》载：至顺元年八月御史台臣劾奏：“前中书平章速速，叨居台鼎，专肆贪淫，两经杖断一百七，方议流窜，幸蒙恩宥，量徙湖广。不复畏法自守，而乃携妻娶妾，滥污百端。况湖广乃屯兵重镇，岂宜居此？乞屏之远裔，以示至公。”诏永窜雷州，湖广行省遣人械送其所。”可见“流湖广”者多流南方边远之地。
    属于“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的流放地有：广东，指广东道宣慰司。潮州路，治今潮安。南安路，治今江西大余。
    集庆，江浙行省之集庆路，治今南京。
    3、西北：肃州路，治今甘肃酒泉。以上属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临洮府，治今甘肃岷县。兰州，治今甘肃兰州。安西路，皇庆元年，改奉元路，治今西安。以上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吐蕃，指宣政院直辖“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治河州，即今甘肃临夏。
    4、西南：四川碉门，《元史·地理三》有“雅州碉门安抚使”之称，应在四川行省雅州，治今四川雅安。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即云南行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所辖镇西路，治今云南盈江。
    由此，我们认为，元代流刑基本上遵循了“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的规定，但亦不尽然。至于按民族分别流放地，“诸流远囚徒，惟女直、高丽二
    族流湖广，余并流奴兒干及取海青之地。”则未必实行。
    一是有的蒙古亲王被流放高丽、高丽大青岛、奴儿干、“北方”；二是有的蒙古贵族官员、宦者被流放奴儿干、高丽、金刚山、耽罗、西北肃州、兰州、四川碉门等地；三是未见高丽人流南方的实例，反而有前高丽王被流放吐蕃，高丽高官流西北临洮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现今有的法律史论著[79]引《刑统赋疏通例编年》称“流刑三等：流二千里，比移乡接连；二千五百里，迁徙屯粮，三千里，流远出军。”稽诸《元典章》、《元史》等官修史籍，除元初沿用金律期间，在《五刑训义》中出现流刑道里之制外，有元一代，未见任何一例明确道里远近的流刑案例。而前已述及，连元初事实上也是用其他刑罚代替流刑。似可蠡测，《刑统赋疏通例编年》所记，实乃宋金旧制。
    （四）蒙元流刑的适用对象
    由于前揭案例均从官方文献检得，故主要记录的是贵族官僚犯法受处置的事件。由此可见，元代流刑适用的对象，首先是皇族亲贵，且大多并非因刑事犯罪，而是出于统治集团内反而有部的权力倾轧。有元一代皇位继承混乱，新君继位后，当务之急是打击镇压异己政治势力，尤其是那些虎视眈眈觊觎皇帝宝座的皇族亲贵。而最佳办法当属流放，以某种理由将其赶出京城，远离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削弱其政治上的影响；或迫使其远离苦心经营的老巢，使其丧失复辟的实力基础。较之血腥杀戮，还避免了手足相残的恶名。在上述37件案例中，涉及皇室案件12例，约占三分之一，流诸王16人。
    其次，基于流窜远边，“以杜奸萌”的目的，其他贵族官僚非因私罪缘由被处流刑者众，达22例53人。
    而平民百姓则多因犯刑事罪，特别是犯盗贼、私盐等重罪而处以流刑。官方对此类实例记录很少，故传世文献中不多见。
    四、蒙元流刑制度的特色
        综合上述，蒙元流刑制度与唐宋流刑之制比较，具有如下特色：
    一是，流刑虽然始终是法定刑种之一，但蒙元前期因战乱频仍，局势不稳定而无法实际执行，遂以其他刑罚代替。随着攻宋战事的顺利推进，大元一统天下逐步形成，流刑实施的条件已经具备。远流东西南北，甚至流高丽、流吐藩的事例日渐增多。
    二是与唐宋流刑有明确的道里和服役期限不同，蒙元流刑律条的规定失之笼统，虽有流放方向和地点，但并无道里之制，迄今亦未检得服役期限的记载。只是遇赦可以放还。
    三是蒙元流刑适用，因民族、身份居住地及犯罪的轻重不同，而在流放地区或服役种类（有的充军役，有的服劳役，有的从事屯垦等）方面有所差别。


    参考文献
    [1] 唐律疏议[M]，卷一，名例，中华书局，1983。
    [2] [元]徐元瑞，吏学指南[M]，卷二，五刑，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3]宋刑统[M]，卷一，名例，中华书局，1984。
    [4] 辽史[M]，卷六一，刑法志上，中华书局，1974，下引同此版本。
    [5] （清）嵇璜等，续文献通考[M]，卷一三七，商务印书馆十通影印本。
    [6] 辽史[M]，卷五，世宗纪。
    [7] 辽史[M]，卷一八，兴宗一。
    [8] 辽史[M]，卷二三，道宗三。
    [9] 辽史[M]，卷二四，道宗四。
    [10] 金史[M]，卷四五，刑志，中华书局，1975，下引同此版本。
    [11] 金史[M]，卷七四，宗望传。
    [12] 金史[M]，卷九六，许安仁传。
    [13] 金史[M]，卷一四，宣宗上。
    [14] 拉施特，史集[M]（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59～360页。
    [15] 道润梯步译注，蒙古秘史[M]，卷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第88页。
    [16] 事林广记[M]（泰定本），壬集，卷之一。
    [17] 见该书第八卷，第321页。
    [18] 元典章[M]，卷四二，刑部四，误杀，“因斗误伤旁人致死”案。
    [19] 元典章[M]，卷四二，刑部四，过失杀，“走马撞死人”案。
    [20] 元典章[M]，卷四二，刑部四，戏杀，“船边作戏淹死”案。
    [21] 元史[M]，卷一五九，赵璧传，中华书局，1976，下引同此版本。
    [22] 元典章[M]，卷四二，刑部四，杀亲属。
    [23][25] 元史[M]，卷六，世祖三。
    [24] 元典章[M]，卷二0，户部六，钞法，伪钞，“伪钞不堪行使流远”条。
    [26] 元典章[M]，卷一八，户部四，官民婚，“牧民官娶部民”。
    [27] 元史[M]，卷一二，世祖九。
    [28] 元典章[M]，卷五三，刑部一五，诉讼，禁例，“禁写无头圆状”条。
    [29] 元史[M]，卷二一，成宗四。
    [30] 元史[M]，卷二四，仁宗一。
    [31] 元史[M]，卷二五，仁宗二。
    [32][55][56] 元史[M]，卷二七，英宗一。
    [33] 元典章[M]，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强窃盗，“强窃盗贼通例”。
    [34] [元]沈仲纬，刑统赋疏[M]，枕碧楼丛书本；转引自黄时鉴，元代法律资料辑存[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212页。
    [35] 元典章[M]，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强窃盗，“流远出军地面”条。
    [36][37] 元史[M]，卷八，世祖五。
    [38]元史[M]，卷一三，世祖十。
    [39] 元史[M]，卷一六，世祖十三。
    [40] 新元史[M]，卷一三，成宗上。
    [41][45] 新元史[M]，卷一四，成宗下。
    [42][44] 元典章新集[M]，刑部，“拐带”。
    [43] 元典章[M],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掠卖良人新例”。
    [46] [元]沈仲纬，刑统赋疏[M]，枕碧楼丛书本；转引自黄时鉴，元代法律资料辑存[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190页。
    [47][49] 新元史[M],卷一五,武宗。
    [48] 元史[M],卷二三,武宗二。
    [50][51] 新元史[M]，卷一六，仁宗上。
    [52] 新元史[M]，卷一七，仁宗下。
    [53][74] 元史[M]，卷二六，仁宗三。
    [54] 新元史[M]，卷一八，英宗。
    [57][58] 元史[M]，卷二八，英宗二。
       [59] 新元史[M]，卷一九，泰定帝。
    [60][61] 新元史[M]，卷一0三，刑法志下。
    [62] 新元史[M]，卷二一，文宗上。
    [63] 元史[M]，卷三二，文宗一。
    [64] 元史[M]，卷三三，文宗二。
    [65][69] 新元史[M]，卷二二，文宗下。
    [66] 元史[M]，卷三四，文宗三。
    [67][72]元史[M]，卷三八，顺帝一。
    [68] 元史[M]，卷三五，文宗四。
    [70] 元史[M]，卷三六，文宗五。
    [71] 元史[M]，卷一三八，脱脱传。
    [73] 元史[M]，卷一0二，刑法一。
    [75] 元史[M]，卷三0，泰定帝二。
    [76] 元典章[M]，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盐课。
    [77] 元典章新集[M]，刑部，刑制，刑法，“发付流囚轻重地面”。
    [78] 元史[M]，卷五八，地理一。
    [79] 如韩玉林主编，中国法制通史[M]，第六卷，元，法律出版社，1998，第387页。


    〔本文在《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第五期发表时，做了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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