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法制史学家、新中国监狱史学的奠基人薛梅卿教授于2021年1月23日6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周岁。

 

薛梅卿，1930年4月1日出生，1953年毕业于福州大学，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1956年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法史教研室任教，曾任教研组长、硕士生导师组组长、中国监狱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监狱史学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10月退休。

 

1986年出版的主编《中国监狱史》，为狱政学、法学、史学的研究和教材建设填补了空白，被誉为“新中国监狱史学奠基人”；1997年出版的专著《宋刑统研究》及《宋刑统》点校本，是中华传统法典系列中的新作；1999年出版的主编《天津监狱史》是我国地方狱政史的首部力作；2007年出版的专著《庚辛提牢笔记点注》是第一次披露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末狱官治狱的资料和综述，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好评。

 

1985年完成司法部重点科研项目后，筹组了我国第一个劳改（监狱）工作学术团体——劳改法学会（后为中国监狱学会），也是该学会下的监狱史学专业委员会的倡建人；1995年创立了我国唯一一所跨地区、院校的狱政史研究机构——中国政法大学监狱史学研究中心，并建立监狱科研基地；2002年参加司法部四人考察组赴瑞金考察我国最早的司法人民委员部和第一劳动感化院遗址；完成了司法部、中国监狱学会重点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史》的撰写任务。退休后任校监狱史学研究中心主任、学院路17楼退休党支部副书记兼宣委、校侨联委员；继续外兼中国监狱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北京市修志（《监狱志》）顾问等职。

 

 

“四大才女的传奇”之薛梅卿 
 

（原载2012年5月16日 中国政法大学校报六十周年校庆特刊） 

 

中国政法大学老一辈教师中，被同学称为“四大才女”的四位女教授最受学生喜爱。四大才女，即婚姻法的巫昌祯老师、法制史的薛梅卿老师、刑事诉讼法的严端老师、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孙丙珠老师。她们讲课声音中气十足，神采飞扬，无处不散发着学识渊博的女教授独有的魅力光芒。 

 

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组织分配的原则下，本想学习外语的薛梅卿，却被安排研读了历史。1953年，薛梅卿从福州大学历史系毕业，被保送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攻读历史学专业。仅过一年，组织上又安排她到刚组建不久的法律系 “国家与法的历史”（即法制史）研究生班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薛梅卿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外国法制史，毕业论文也是关于法国《人权 宣言》的内容。1956 年毕业后，原本凭借外语优势可专攻外国法制史的薛梅卿，却又“服从组织安排” 在北京政法学院转攻了中国法制史专业。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促使薛梅卿先生最终以中国法制史为终身志业。真如先生自己所说：“命运的安排使我走上了中国法制史教学的讲台。”  

 

尽管不是自己原本所喜爱的专业，薛梅卿也开始了十分认真的准备，潜下心来真正把自己投身于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境界”中去。研究中国法制史，最重要的就是古汉语、法律和历史。“我的古汉语并不好，真的不好，因为当初在大学读 书的时候我感兴趣的是外语而不是古代汉语”。但是为了满足学校的教学需要，必须把艰涩难懂的法律古籍一本一本地啃下去，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啃完。 

 

有一次，薛梅卿在中国近代史所查阅资料，刚从里面出来就晕倒在地。她本身就晕车，还要搭公交车回学校，就一个人在路边坐了好久才渐渐恢复过来。这样的敬业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其后的经历，和大多数人一样，“整风反右”、“四 清”、“五七干校”，在动荡不安中，基本谈不上教学和科研，20 年的光阴就这样荒废掉了。北京政法学院 复办后，薛梅卿从安徽师范大学调回学校，重新开始了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研究。那时候，重新回到教学岗位的老师们，普遍的心态就是“冲刺”，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在那段荒唐岁月中被荒废的时光尽力追回。 

 

复校之后，薛梅卿在第一年为79级学生讲课时就 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并在 曾炳钧教授的带领下招收、指导了我校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法制史专业）。此后，她担任了十多年法制史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参加了本校中国法制史博士生导师组筹组、招生工作。 

 

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薛梅卿教授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就是在治学执教中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不来半点虚假，不为趋名逐利而游戏其间，使学生能够 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不单在学识上有所长进，更加在思想上受益——“教学过程实质上是培养人的过程，教育质量高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来。” 

 

那时候，在同学们的心中，薛梅卿既是一名严格的老师，也是一个慈爱的长者， 曾无私地帮助解决了不少研究生的学业、思想、生活上的难题。学生们在即将毕业的时候都喜欢到薛老师的家里来聚会庆祝，在狭小的屋子里一起听歌、聊天，非常快乐。姜晓敏教授当年就是薛梅卿先生的学生，她回忆道：  

 

“我读书的时候，对于薛老师是既怕又爱。记得当时薛老师是公认的最严格的老师之 一，薛老师主持的课程我心里最没底。但现在回头看来，能够在自己全面汲取知识营养的时候碰到这么一位名师，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薛梅卿：我的师德观及其践行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我由浅入深地理解到这一命题的高深，这一主题教育的重要性。它有赋予每个人的要求和检讨的普遍性、共性，但结合各行各业个人的理解和落实又更具针对性、个性。而后者才是关键，才是必需，才是实际。 

 

身为人民教师的言行，必须要“师德”来规范。依个人浅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师德的高度概括，核心价值的践行。 

 

是的，早先并没有“初心”、“使命”的提出和概念，但是却有指导思想、理念、任务、服务的指导和要求。记得50年代，我在就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的三个年头里，亲身接受由老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校长领导的，以严格培养革命干部摇篮著称的名校之规范训练，在“实事求是”的校训中求真务实之精神的熏陶下，逐步种下了“初心”，懂得了使命。印象深刻的是：“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党指向哪里，就要打到哪里”、“一切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而对于我们学习“国家与法的历史”专业的学生，老师和前辈更是贴切地嘱咐：“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实事求是的为人、做事。这些崇高的理念和教导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山城孩子获得了定力和动力，工作和人生目的有了正确方向，坐立言行有了严肃规范。 

 

1956年夏，以“优等生”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我，被组织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执教。我就是怀着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等待革命需要、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要求自己当一个政治战线上的教师。必须这样地完成使命：站稳神圣讲台、严肃育人职责，用正确的政治和法制准则培养高质量的政治人才，使之成为掌握“刀把子”的公仆，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全心全意忠于祖国，维护、捍卫新生政权。因为高等政治教育的价值是非凡的、是极高的，“教不严，徒不肖，乃师之大过也”，所以教师的使命是极其庄严的。这就是我认知的初心和使命，这种初心和使命就归属于“师德”。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观念上的“师德”不是口号，并非一时，不能作秀，必须诚实地一生秉持它、具体地实践它。用当前的提法，这是不是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实际表述呢？ 

 

1996年，执教四十年后，我交出了一份答卷（见《校报》1996年1月18日版），总结了我40年的执教生涯。一个炎热的夏日，人力车拉着我和简单的行李从中国人民大学出发，沿着荒僻不平的泥石小路颠簸到了摸不着大门北京政法学院——所未具规模、相当简陋的大学，在此开始了极其艰辛的教学工作。原本的兴趣和攻读的专业，由外语到历史、由史学到法学、由外法史到中法史，经过多次转变，最终落在钻进故纸堆中研读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长年累月同艰涩和冰冷的古史资料打交道，面对这一入门关我没有退缩，毫无怨言，绝对服从了组织命令和当时学院教研室的需要，兢兢业业从助教做起，并且一直坚守这一专业从未变过，不曾见异思迁，至今热爱不减。

 

原先，我校是从党校性质创办的高等政治教育基地，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是受到重视的，打牢基础的基层教学单位。在德高望重的曾炳钧教授的领导下，教研室规矩很严，新进教师必须经历教学辅助、生活秘书等初学环节，批准上讲台前必须准备的教案、认真试讲、听取审评，通过后，正式上课时还得受听课督查，改正不足，每学期的教学计划和总结是雷打不动的。校风室规的刚性约束和教授的言传身教，让我受到了有形无形的严格的基本功的训练，深深体会到这里的讲坛的高尚性和纯正性，要求在教学过程乃至整个教学生涯中都要把德才兼备、品德育人的师德贯穿始终，即“德”字为首，“严”字当头，做人第一，这也就是牢记“厚德明法”的校训。这些丰富的营养对于我，比“等身”著作、赫然名位更为宝贵。我想自己会这样去践行的，事实上我也这样做过来的——严于自律、严于守制、严于带生。后来，我又总结了长期恪守的自勉格言“实干教人业，誓为人师表，内功外形当汇集于严教慈爱于一身，不可半点虚假，不可游戏其间、不可扭曲脊梁、不可趋名逐利。”特别固执地认为：我不攀比、我不矮 、我不富贵、我不穷。没有入圈，更不抱团，也从不把学识商品化，中饱私囊。确有“瘦梅傲霜雪，清苦留自怡”的心境和风骨。

 

几十年来，这份也许不满分的答卷解答出的是一种“不潇洒、不神往”的教师人生，可我却获得了许多肯定和荣誉（著作受奖之外），由助教逐渐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经过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次被评为学院、校教书育人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侨眷先进代表、社区学习型家庭。90年代，荣获司法部首届育才奖，中国劳改法学会专题表彰，由于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1993年我还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审批奖的最高荣誉，享受待遇至今。2000年以后，除了校内各种奖励外，个人事迹被选入2005年的北京市高校先进个人展、自勉格言排于篇头。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开辟的《首都教育60年人物风采》专栏，并出版《六十春华绽桃李·甲子秋实报国晖》一书（2010年出版），我被选为“首都教育60年人物”之一。尽管我在97年之后退休，但仍然“马不扬鞭自奋蹄”，笔耕不辍，校外活动还有、热心公益不减。 

 

在2012年5月出版的中国政法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特刊《甲子法魂》内刊登的《四大才女的传奇》一文有这样的记录：她们精深的法学专业修养、深入浅出的授课、亲切随和的性格无不赢得同学们由衷的敬佩和喜爱。她们敬业的态度、严谨的治学、崇高的品格和各具特色的教学，使复办之初的北京政法学院学子们如沐春风。她们也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培养了大量的杰出人才，影响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为法学教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法大学子没有忘记她们，法大也永远不会忘记她们。她们是法大的骄傲，也是法大的灵魂……让我们向以她们为代表的法大优秀老师致以崇高的敬礼。这一版声情并茂、感情至深的文字、“骄傲”“灵魂”的高度评价，令我满含热泪、情动心窝、铭感不忘。因而我把这个学校、师生的肯定奉为最高的赞赏，它将深入地埋入我的生命中。  

 

以上这些认知和实践，应该说是被学校师生到国家部门一致的肯定和认可的，即表明我的师德观和践行是正能量的，是符合“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要求的。做到这种程度，就是我这个凡夫书生独自走过来的。我想这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的体现吧。“伏案夜读堪怡老，漫步菊池犹忆前”——这是我的今天。 

 

 

我国著名的法制史学家、新中国监狱史学的奠基人薛梅卿先生千古！

 

 

 

 

 

（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