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号： 小 中 大 2026年10月31日，“中国法律传统与法治文明互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研讨会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主办、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法制史专业委员会协办。“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出席会议。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杭州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海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汕头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海洋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山东政法学院、山西警察学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委党校、六盘水师范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等高校以及《政法论坛》编辑部、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四川省成都市政协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师生120余人参会。会议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单元学术研讨、闭幕式等多个环节，收到投稿160余篇，经评审后形成48篇规模的论文集，共22位学者作现场报告，实现了高效有序、研讨充分的预期效果。
会议期间，张晋藩先生亲自为“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律史学国际交流展”揭幕。会上还进行了张晋藩法律史学基金会颁奖仪式、《中华法系的传统与创新性发展》丛书首发式。
开幕式
开幕式上，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王立艳，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张生研究员先后致辞。开幕式由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顾元教授主持。
王立艳副书记在致辞中回顾了中国政法大学在法律史学研究与学科发展方面的传统与积淀。她指出，建立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世界能够理解的方式阐释和传播中华法治文明。张晋藩先生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法律史是学校的传统优势学科，薪火相传，代有传承。以《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的编纂为例，以张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不仅将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心牢固地树立在中国，而且也在世界上发出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了中华法治文明。她表示，学校将持续支持法律史学研究基地建设，并结合校训寄语现场中青年学子，希望他们“格物”以求真，“明法”以汇通，“厚德至公”以经世，积极投身于中外法治文明的交流互鉴。
张生会长在致辞中回顾了自己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学习工作经历，指出张晋藩先生作为法律史学界的学术旗帜，更是中国政法大学乃至全国法学界的引领者。他还回忆了张先生推动国际交流合作的往事。张先生开辟的对外交流平台为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渠道，许多学者由此走出去，拓宽了视野。他表示，最好的致敬就是传承和发展。法律史学者应积极传承张先生“不偷懒、不自满”的精神，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做到能贯通、善传播。
第十三届张晋藩法律史学基金会征文大赛颁奖仪式
颁奖仪式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煜教授详细介绍了第十三届张晋藩法律史学基金会征文大赛评奖过程和情形。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副处长、法律史学研究院罗冠男教授宣读获奖名单。
张晋藩先生为获奖学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一等奖获得者刘正良（时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现就职于西北师范大学）、二等奖获得者刘安迪（时为厦门大学博士生，现就职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代表发言。他们分享了求学过程中研读张先生著述的经历和心得，表示要努力学习先生治学精神，砥砺奋进，勇登科研高峰。
张晋藩先生在致辞中回顾了筹办张晋藩法律史学基金会的初心与历程，坦言其间虽经历资金筹措等困难，但看到一批批青年学人从中获得支持，学术薪火相传，内心始终充满振奋。他提到，从前在征文大赛中获奖的不少青年学子，如今已成为相关领域的骨干力量。先生感慨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自己虽已九十七岁高龄，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对年轻人而言，学无止境，唯有努力奋斗。他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的重要论述，指出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只有在人才培养上站得住，才能在世界竞争中站得住。他寄语青年学子再接再厉，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
“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律史学国际交流展”揭幕仪式
随后，“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律史学国际交流展”在中国政法大学小月河校区开幕。本次展览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主办，学校党委宣传部协办。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王立艳，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张生，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邸维蛟为展览揭幕。揭幕仪式由罗冠男教授主持。
揭幕仪式后，张晋藩先生和与会学者一道参观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律史学国际交流展”。
据介绍，从20世纪80年代起，张晋藩先生先后出访多个国家，把中国法律史研究带向世界，为后来中国政法大学，乃至整个法学界的国际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础。这次展览分为五个单元展开，主题分别是“初心”“出访”“探索”“传播”和“致远”。展览集中呈现了先生四十余年来推动中国法律史学走向世界，进而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中心牢固树立在中国的历程，也反映了中国政法大学走向世界、中外法治文明深化交流互鉴的发展成就。
第一单元 主题发言
会议第一单元主题为“文明互鉴视野下的中国法与世界法”，由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柴荣教授和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法律服务部马毓晨副主任共同主持，6位学者作主题发言。
武汉大学法学院李栋教授的报告题为《“中华法系”研究在近代中国》。李教授认为，清末研究者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性目标，“中华法系”的“思想资源”虽被唤醒，但却挖断了与现代之关联。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中华法系”不再被视为一种落后、保守、非理性的存在，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诸学者对其学理性的研究渐次展开。然而，在近代中国这些重新诠释“中华法系”的研究中，仍存在内容上对中华法系横向空间结构研究不足，以及方法上学理意义的主体性凸显不够的问题。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杨松涛教授的报告题为《近代早期英格兰与清代中国地方司法比较》。他认为，官方审判与民间调解所共同构成的“第三领域”是中西司法运作中的共通现象。16—19世纪中西司法具有可比的共通性，反映在司法是民众加以利用的制度资源，他们可以发挥自身能动性，在官方审判与民间调解之间作出选择。在承认中西司法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寻找两者的共通之处，可为中西法律文明互鉴开辟新的路径。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任国征研究员的报告题为《国际话语权视野下中国法治文明传播范式》。任教授认为，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和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必须重视中国法治文明传播工作，尤其是国际层面的中国法治文明传播工作，并以此建立中国法治文明传播范式。构建完善的国际话语体系，从国际现实出发和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概念、新表述、新理论，引领国际话语、设置国际议题、制定国际话语规则、建构强大国际话语传播载体，进而建立中国法治文明传播范式。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陈鹏飞教授的报告题为《治国制刑：亲亲相隐的学理根脉及亲权传承》。他认为，“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标识性概念。汉宣帝时初步确立了亲亲相隐法律原则，至唐律该原则不仅将法律制度化，而且形成了亲情诤谏教化、不作证、不相告等主要内容，为此后历代律典承袭，成为平衡古代家国伦理的纽带。近代法制转型以来，容隐制度向法定权利方向转化，其亲权内容的精神已经融入到我国当代法治中。
海南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刘国良教授的报告题为《中国法律传统与法治文明互鉴：斯当东〈大清律例〉英译本刊行后欧洲法治近现代化演绎》。刘教授认为，《大清律例》斯当东1810年英译本、勒努阿尔侯爵法译本、1884年西班牙译本构成层层递转的跨文明阐释谱系。19世纪初以《大清律例》西译文本为媒介的参照实验，是中西方法治文明一次深度的思想对话。欧洲通过反观中华法系这一异质样本，更清晰地界定了自身近代法治的核心要素，规范与伦理分离、司法理性化、程序正义、法律之善独立；而中华法系也在这一过程中，以他者的身份，间接参与了近代西方法治的思想建构。
山东政法学院柴松霞副教授做题为《日本明治维新立宪对中国“礼治”思想的吸收与转化》的报告。她认为，“礼”是中国法文化中的原创性概念，日本经过创造性转化中国的“礼治”思想，使其在明治维新中发挥了融通东西的媒介作用，并成为明治维新立宪改革的底色与理论基础。日本近代宪法体系实则是西方制度框架与东方礼治内核的混合物，考查日本对于中国“礼治”思想的吸收与转化，对法律移植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外来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单元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夏扬教授、湘潭大学法学学部李俊强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郭逸豪副教授担任评议嘉宾。
夏扬作综合评述，表示法治文明互鉴应重视双方优点，强调不同法治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改变西方中心主义或盲目自大的心态。传统法律文化既是讨论的起点，也是贯穿研讨的基本话题，相关讨论锚定主题与知识谱系，注重方法论的多样与综合，引入多学科、跨学科视角，并强调历史与当代的对话，体现了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
李俊强认为，研究、转化与传播是法律史学术成果从学理生产走向转化应用、再到传播普及的不同阶段。任国征的文章侧重于传播环节，契合时代需求，为法史学者提供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启发。陈鹏飞的报告聚焦转化问题，对“亲亲相隐”所作的概念史梳理及其现实关怀值得肯定，但“亲亲相隐”概念在不同时代的表述可能有所区别，建议进一步加强概念界定，并就史料的使用提出了具体建议。
郭逸豪认为，本单元相关论文的选题与讨论各有价值，同时分别提出了可能的改进思路。例如，杨松涛的文章在展开比较之前可进一步界定比较的双方，文中关于中西双方调解、和解结果达成的论述可再增强说明力。针对刘国良的文章，他指出关于《大清律例》斯当东1810年英译本的作用，学界已有相关观点，相比而言，刘老师的立论较为独特新颖，但略显宏大，因此可能产生部分说明力薄弱的问题，可进一步考察和细化增强。针对柴松霞的文章，他认为明治维新的“底色”需要进一步界定。
第二单元
会议第二单元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姜晓敏教授、法律出版社学术分社易明群社长共同主持，6位学者作学术报告。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蒋铁初教授的报告题为《清代审转纠错机制的构造》。蒋教授认为，清代审转的目的在于发现州县原审中的错案并予以纠正。实践表明，审转者经常能够通过以情驳审来发现原审错误。针对可能影响审转效果的官官相卫现象，清代统治者予以严厉批评并进行了制度化应对。从制度逻辑及司法实践考察，官官相卫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州县错案的纠正，但不是常发现象。此外，清代的上控制度及官员较短的任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审转制的不足。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杨晓辉教授做题为《清代家法族规对轻罪治理研究》的报告。她认为，中国古代对轻刑犯有浓厚的慎监、慎罚思想，加之清代司法资源有限，因此对轻刑犯采取家庭监管、取保候审、赎刑等多样性方式。在地方治理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士绅、家族、慈善机构等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家法族规对轻罪的治理为研究对象，探讨家法族规在轻罪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可呈现清代对轻刑犯采取多样性惩戒及教化的丰富经验，为现代中国以轻罪为主的犯罪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践的丰富本土经验。
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张一民的报告题为《晚清“断罪引律令”的训读及其张力：兼谈司法权威在近代的酝酿》。报告从一典型案例出发，认为晚清为重塑中央司法主导地位，刑部重申从严从狭训读律例的基本立场，并通过更新成案的适用标准，自上而下地收紧司法权限。此种司法取向在极致追求司法制度规范统一的同时，疏于对新情势与新民情的律法回应，致使晚清法律近代化更易于趋向制度器物化的功利转型之途，与基层民情与传统治道日渐相悖，为近代法制转型在“新民之务”意义上的失衡埋下伏笔。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刘浩田的报告题为《违例与制例：清代广东坟茔形制的省例变通》。报告认为，清代粤东省例禁步的“违例之制例”，虽然缩小了条例对庶人坟茔的保护范围，但合理调和了广东山林垦殖与听民占地安葬的矛盾。相较于条例，省例重惩发冢、轻惩盗葬的罪刑配比，也接近于律文的原意。这种以犯罪要素具体化实现的“违例”，不仅不妨碍省例与清律防盗葬、禁影射的管理用意相互交通，反而有助于人们立足伦理本位，满足寄托在官山坟葬之上的尊严感、安全感、责任感、互惠感和同情心。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生张延做题为《审案场域中的法律身体——以清代司法档案中的诱拐案件为例》的报告。张博士认为，身份与来历是建构被拐人法律身体的核心要素。在审案过程中，各方当事人通过供述与质对形成具有高度共识性的叙事，将被拐人纳入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从而确认其身份、来历及身体权益的归属。另外，被拐人的法律身体并非由本人独立支配，而是受到基于身份关系形成的管教权的制约。这种身体支配关系虽具有一定的物权外观，却不能等同于物权。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陈丽讲师的报告题为《原则、递嬗与效果：清代秋审实缓错误处分则例研究》。陈丽认为，清代秋审实缓错误处分则例在制定之初，秉承失入重失出轻的责任设置，继而增设分别主次而议处有差、权责协调的原则。其递嬗呈现两大趋势：一是议处标准由“起数”到“梯度区间”的调适，二是约束对象由地方大吏向刑部的扩展。在实践中，其虽被作为议处基准，但皇帝往往降旨宽免大臣处分，体现了传统中国制度的皇权依附性以及通权达变的法制观。
本单元由《政法论坛》编辑部主任张琮军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王世柱副教授、西北大学法学院闫强乐讲师担任评议嘉宾。
张琮军认为，蒋铁初的文章对固有概念作出更新，提出了关于清代审转纠错机制的新观点，框架逻辑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审转纠错的运行过程，层层递进；建议进一步加强资料数据支撑，尤其要注意从个案到结论的推演。杨晓辉的文章，视角新颖、史料扎实，但文中对族权私刑、性别偏见等问题缺少展现，在讨论族规功效时需有所观察，并应关注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思考古今联系是否恰当。
王世柱认为，张一民和刘浩田的文章均属微观领域的法史研究，优点突出，文献扎实。前者通过个案展示了刑部如何借助文本训读收束地方权力，但文中“司法权威”概念的使用可进一步界定或限缩，并思考所论个案对整个晚清司法权威重塑的支撑力是否足够。后者通过个案讨论了地方如何对省例进行变通，但部分内容可补充说明，如“制例”的概念、权限来源、制定程序、效力等级等，且为便于读者阅读，部分专业概念可作解释处理，同时文章应注意法史论文的现实感与意义感，加强与法学界的对话。
闫强乐认为，张延的文章采取了日本学界细腻考证的写作方式，以基层司法档案为基础，问题意识明确，史料档案丰富，材料取舍恰当。需要注意的是，文章引入西方身体法学理论，但理论与史料的结合仍需深化，并进一步分析律例文本与司法实践之间的互动张力。陈丽的文章系统梳理了相关制度，完整呈现了制度演变过程，并对制度成效与局限作了分析。
第三单元
会议第三单元由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杜文忠教授、云南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罗洪启副教授共同主持，4位学者作学术报告。
武汉大学法学院柳正权教授的报告题为《诠释学视域下民本型文明的起源、演进与定型》。柳教授的文章依次论证三个环节：其一，考释“民”“本”二字的形义演变；其二，考察古国时代至西周人祭制度的兴衰；其三，考察良渚等古国遗址水利工程所体现的大规模人力动员、晚商人祭衰微所体现的生命价值认知以及西周金文“惠于万民”所体现的德治转向。西周时期“民”的政治意义由被支配对象转向与治国成效、德政评价和天命延续相关的对象，民本型文明于此定型。
四川成都市政协何良彬研究员的报告题为《古典判词中的“如我在诉”：溯源与开新》。报告认为，“如我在诉”所蕴含的体恤民情、换位思考的司法精神，在我国古代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具有悠久历史和厚重沉淀。文章梳理“如我在诉”的历史溯源，提出身受感、同理心、共情力三个核心内涵，探析“如我在诉”的古典表达，主张“如我在诉”具有理念引领、行为范式和隐性法源等三重功能，最后提出进一步深化“如我在诉”的四条对策建议。
广东海洋大学法政学院乔惠全讲师的报告题为《朱维铮与中国法律史》。乔老师认为，著名学者朱维铮先生对刑罚的解释颇有特色，对法典的解读也有独到之处，可补法律史研究之缺，但朱先生对法律、法制等问题兴致索然，点到为止，不做深入讨论。朱维铮对法律的态度极具代表性，文史学者常常如此。法律不应该是文史学者的知识盲区，而经学也不应该是法律史学者的知识盲区。分析朱维铮与中国法律史的关系，不难发现，法律史学者应该强化对经学的关注。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杨静副教授的报告题为《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化解彩礼纠纷的治理经验》。作者认为，陕甘宁边区婚姻改革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和禁止包办买卖婚姻为基本方向，但婚约、聘礼与家庭生计相互交织，使彩礼纠纷的处理面临规范原则与地方习惯之间的张力。边区司法在不同案件中结合当事人意愿、家长牟利行为、财物性质和家庭经济条件进行处理，并通过调查、审判与调解的结合推动婚姻规范落实。边区经验的当代价值主要在于事实调查、类型化处理与权利保障。
本单元由山西警察学院申巍副教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晏可艺助理研究员担任评议嘉宾。
申巍认为，柳正权的文章问题意识强烈，格局大、站位高，并较好实现了方法论的综合运用。何良彬的文章从古典判词中发掘“如我在诉”理念、溯源与功能，兼具法史厚度与现实关照。申巍还从编辑视角对两篇文章提出具体建议，如注意引文内容的核对、把握概念使用的边界等。
晏可艺认为，乔惠全的文章提供了跨学科的研究启示。但近代转型时期相当一批学者出身于传统文化、熟谙经学，这是特定社会背景和知识结构造就的，今天学术分科与教育背景已与过去大不相同，研究者如何提升经学素养、又以何为限度等问题，是值得商榷的。杨静的文章将人民司法经验与彩礼纠纷治理相结合，选题具有现实意义，但可以进一步界定边区语境下“彩礼”的内涵，厘清婚姻成立条件与彩礼之间的关系，并可在文章后半部分增加案例，以丰富论述。
第四单元
会议第四单元由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南杰·隆英强教授、南开大学法学院冯学伟副教授共同主持，6位学者作学术报告。
汕头大学法学院李守良副教授做题为《程序审核型公议：晚清循化厅重大纠纷解决中的官民共断及其限度》的报告。李老师认为，通过对清代循化厅重大纠纷解决的考察，可以发现，国家以谕令、审核、更正、具结和发照等环节嵌入协商全过程，由此在若干重大案件中形成以地方评议为基础、以官府核验和终局处断为边界的“程序审核型公议”。文章以“官民共断”概括处理格局，以“法律赋形”说明议约取得官方效力的过程，并将其置于督臣共治的制度条件中考察。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杨强教授的报告题为《“钟摆帝国”及其终结——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历史发展的一种解释》。杨教授认为，我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一个从前国家社会到国家社会，再从国家社会到前国家社会的反复，这种反复类似于一种“钟摆现象”。蒙古帝国的建立终结了这一“钟摆现象”，因为蒙古帝国的国家建构方式是一种“战争一融合”型国家。在蒙古帝国建立后，在整个北方民族地区有效地建立了对黄金家族的认同、对蒙古族的民族认同，成为蒙古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陈玉婷讲师的报告题为《〈蛮夷律〉与秦至西汉前期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实践与展开》。报告认为，目前所见《蛮夷律》相关律文与《法律答问》的规定，展示了战国秦至汉初少数民族身份认同规则的变迁。西汉初期，少数民族身份认同采用了宽泛、易操作的立场，围绕着这些标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逐渐发展出较为稳定的模式，少数民族地区治理与地方治理模式逐渐趋同，也代表着少数民族对汉的身份认同的初步完成。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孔祥辉副研究员的报告题为《西夏法典中的“以例入法”与中华法系的演进-——以新见Инв.№4189文献为中心》。报告认为，俄藏未刊西夏文献Инв.№4189，其新获片段记录了西夏天盛年间多起诉讼与案件判决，其中一件官奴私通案经仁宗皇帝圣裁后，直接转化为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卷二十的正式法条。西夏法典中的“以例入法”实践，填补了宋至元代律例转型的史料缺环，印证了多民族共同推动中华法系由“律令体”向“律例体”的过渡。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王斌通副教授的报告题为《中国古代判例编纂的传统与价值取向》。他认为，判例编纂是包括判例编撰、汇编在内的专门活动，是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古代的判例编纂形成了实际判例与拟制判例相辅相成、地方判例与中央判例有机统一、独立编纂与立法吸收并行不悖、判例研究与律典研究融合共进等传统与特点，并体现出惟良折狱以塑造司法贤吏、弘风阐化以协调旧例新规、考镜源流以补强律例效力等价值倾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翟文豪副研究员的报告题为《皇权与司法：清代盛京将军视域下的多元司法途径》。报告认为，皇权是清代司法体系的最高枢纽，也是所有司法变数的来源。盛京作为清代陪都，光绪年以前不设督抚，皇帝多次巡幸于此。盛京将军通过谕令等形式，打破常规司法程序，参与到京控案件、叩阍案件和巡幸案件的审理，同时也是皇权参与地方治理的表达。治官方面的分权治理和安民方面的旗民分治，均因皇权的参与，使得常规司法实践有了变数。
本单元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郭瑞卿副教授、湘潭大学法学学部喻平副教授、六盘水师范学院杨晋副教授担任评议嘉宾。
郭瑞卿认为，李守良和翟文豪的文章均涉及清代族群问题。前者以循化厅史料为基础，在系列性成果积累上引入内陆—边疆的比较框架，建议进一步完善程序运作相关材料的呈现。后者文笔细腻，但若将清代盛京将军作为视角和方法，则需进一步说明其主体性何在。
喻平认为，陈玉婷的文章实现了条文解释与历史语境的融通，研究方法值得学习，但文中有时涉及“身份认定”与“身份认同”两个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需进一步界定。杨强的文章提炼了“钟摆帝国”“战争—融合型国家”等具有解释力的概念，但文中关于统治集团之间及集团内部“钟摆”形态的论述可再分析。
杨晋认为，孔祥辉的文章体现出对史料的驾驭能力，建议进一步完善制度运行的动因分析。王斌通的文章立论扎实、逻辑清晰，整体论证较为顺畅。
《中华法系的传统与创新性发展》丛书首发式
《中华法系的传统与创新性发展》丛书首发式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田士永总编辑，丛书主编、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顾元教授，作者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张中秋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崔开丽副编审先后致辞。首发式由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法律史学研究院王银宏教授主持。
在热烈的掌声中，田士永总编辑、顾元教授共同为新书揭幕。
田士永总编辑在致辞中对《中华法系的传统与创新性发展》丛书的出版表示祝贺，指出丛书聚焦中华法系的传统资源与创新性发展，体现了法律史学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和当代阐释的学术努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他表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高度重视法律史学著作的出版传播，将继续深化与学界的合作，支持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版转化，共同推动中华法系研究走向深入。
顾元教授介绍了丛书的编纂缘起、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他表示，丛书立足中华法系的传统与创新性发展这一主题，力求汇聚相关研究成果，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学术规范的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感谢各方的支持与参与，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够为法律史学科建设和中华法系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张中秋教授回顾了丛书选题的经过，感谢出版社对丛书出版的大力支持。丛书围绕中华法系的传统与创新性发展探讨了诸多理论问题，包括挖掘中华法系的现代意义、如何理解中华法系的复兴，以及中华法系中具有生命力的元素如何在新时代法治建设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体现在当代法治体系之中。他强调，应将“中华法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来对待，把对它的研究作为科学活动来展开，人文社会科学是真善美的结合，第一位是求真。
崔开丽副编审从编辑出版的角度分享了策划该项目的工作经历与感受。她谈到，中华法系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制度与文本，更是治理文明的深层逻辑。这套丛书试图把史料知识转化为当代读者能够理解的内容，并与当代政策导向相衔接。法律史学著作的出版尤其需要精耕细作，丛书的出版离不开团队的共同付出与学界的信任和支持。
据悉，本丛书由顾元教授主编，入选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是系统挖掘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助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学术成果。丛书立足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维度，深度梳理中华法系千年演进脉络与治理智慧，厘清中华法系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关联。
丛书围绕传统法理价值、道德法治、吏治治理、大国统合治理、制度资源、权利救济等八大专题系统研究，深度挖掘中华法系固有的法律思维、立法司法制度与治理经验。通过辩证审视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价值与时代局限，突破传统认知误区，挖掘本土法治资源，阐释“良法善治”“治乱之道”等中华法治核心理念。
丛书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构建完整的中国法律历史阐释体系，揭示中华法治文明的精神延续性与制度演进规律，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构建中国自主法治话语体系、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供深厚的历史支撑与学理借鉴。
闭幕式
会议闭幕式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林乾教授主持。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煜教授作论坛总结。他指出，本次会议以“中国法律传统与法治文明互鉴”为主题，既是对法律史学术议题的集中研讨，也是对新时代法治建设特别是涉外法治和法治文明交流互鉴需求的学术回应。他细致点评了各单元的报告与评议，并用三个“新”概括本次会议的特点：一是视角新，只有把中国和世界联通起来，才能更好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世界意义，在文明互鉴中彰显中国法治文明的主体性；二是材料新，既包括新发现材料，即发现本来尘封或被忽略的文献并加以研究，也包括传统材料用于新领域而产生新结论，以及在本来不罕见的材料中拼出新的法律图景；三是内涵新，讨论议题与现实的联系更加紧密，参会人员呈现多元性，实务部门的关注、投稿与参会为论坛增添了新的视角与活力。
“中国法律传统与法治文明互鉴”学术研讨会圆满落下帷幕。本次会议集中展示了法律史学界在法治文明互鉴、中华法系研究、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方面的最新思考。会议既体现了老中青学者薪火相传的学术传统，也反映了学界与实务部门的对话互动。与会学者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传承弘扬“人民教育家”张晋藩先生的治学精神，进一步深化中国法律史研究，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在交流互鉴中激发中华法治文明的时代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