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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学辞书相伴的岁月

作者:曾庆敏

我一辈子就是一个书生。

1949年末,我正在上海震旦大学附属中学学习,恰好华北大学俄文专修班到上海招生,我高中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该大学,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我即随着其他同学一起进入该大学俄文系学习。1952年4月,离毕业还差2个月,我被派去留苏预备部学习,当年9月就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学习,专业是刑法。由于我学习成绩优秀,还能随着苏联同学一起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在大学三年级时被系里评为优秀学生。1957年毕业时同样是鉴于5年学习成绩优秀而获得优秀文凭。

毕业回国,被国务院政法办指派我到法学研究所,先参加筹备工作。由于我工作积极努力,做出了一些成绩。在50年代末被中国科学院以及哲学社会科学部评为先进青年。我感到研究所这样的单位,其实类似于学校,尽管需要进行各种调查研究,但仍然是以书本为主,根据自己的研究写些文章。鉴于我一直在学校的经历,研究所的工作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适合的。60年代之前,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辑一些资料,翻译一些国外的法学书籍,写一些应时文章,参加一些所里组织的专题研究,有的时候由于工作需要我陪陪外宾,当当翻译或者是作为外国代表团的领队。而我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刑法修改,以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参加这些工作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还要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这对于以后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自从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法学工具书的编写开始,我的工作被社会认可,一些出版单位不断邀我编写各种版本的法律工具书,致使我在大部分时间一直与法学辞书相伴。这些辞书总括起来,大概有10部以上之多。在这些工作中,我经历了喜和悲,有得也有失。但是,从对社会的贡献来说,我还是满意的。此外,我还写了三部专著,以及一些相关的论文。尽管这些书和论文的观点,同他人、甚至同官方的意见有些不同,被称为所谓的新观点。其实,我的这些观点,有的只是常识性的,充其量是想纠正社会上流行的对某些事物的误解。我的许多合作至交都因年老而早已作古,而今我也已年老,想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将我的一些工作过程和结果粗略汇总一下,以感谢我的那些已作古,以及还健在的老朋友。

法学研究所组织的新中国第一部《法学词典》从1977年开始筹备,1978年召开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1979年秋冬统稿,1980年6月出版,全书共87万字。这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次出版这样的书,也是我第一次参与这样重大的学术工作。从现在的学术水平来评价,应该说它只是一部中型偏小的工具书,似乎是一项很普通、平常的工作。而我在改革开放30周年时,经有关单位邀约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把它提到“科学与民主的实践”的高度来阐述,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当我们站在40年前的时代来看,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工作。组织此项工作,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尊重人才,需要实事求是的处事精神,更需要科学的治学态度。

编写词典的提出

经过十年浩劫,人们再也经不起“乱”的滋扰,人心思治,人心思法。当时法律秩序被破坏殆尽,上至宪法下至交通规则都成为废纸,而法学更是很少被看成是一门科学,并被视为畏途。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切百废待兴,包括司法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的一位主任来法学所向我求索资料,我们却拿不出符合实际需要的东西,使我们感到很大压力。在百般思索之后,想起我们曾经协助过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写过一本《辞海》政法分册,其中有一部分法律词目,篇幅很小。我就向出版社索要了20余本赠与了这位朋友。尽管这样的资料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需要,但总算是聊胜于无,而这位朋友却似乎“如获至宝”。对于这种情况,作为国家的法学科研机构不能不闻不问,总要为社会做些什么。我即将这样一个私人问题向法学所一位领导科研工作的长者——王珉灿同志作了汇报。王珉灿同志是一位热衷于事业发展的领导。经他深思熟虑之后,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编写各个学科的专著;二是编写各个学科的教科书;三是编写一本法学词典。在这三个方案之中,他更倾向于第三个方案。他认为,写专著解决不了司法工作人员对法律学科的基础认识,写教材不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而写词典可以将各个法律学科中的基本概念串联起来,可以使司法工作人员对各个学科的概貌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据此,他认为,与其分散写各个学科的教科书或专著,不如先写一部集中各个法学学科的专科词典,可以说,这对提高司法工作者的法律知识是一种短平快的做法。同时,据他了解,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正在编写一部政治经济学词典,这说明在社科院以写词典的方式作为普及有关专业知识已经有了先例。为了稳妥起见,他准备在所内先让大家讨论一下,看看对此具有一些什么样的见解经过征求意见,只有四位同志积极参加此项工作。随后,王珉灿同志向中国社科院当时的领导胡乔木同志请示,并得到了胡乔木同志的大力支持。于是,编写法学词典在法学所立项了。

设立词典组

为了能及时地、专心地开展工作,1977年下半年在所内设立了一个不在编制内的词典组,作为完成此项工作的专门机构,王珉灿同志指定我具体负责组织编撰工作,并诚恳地同我谈了两次,说做好这项工作是法学所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对他所说的情理完全同意,且深为感动。于是我也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决心下了,就要实践,绝不能浪费时间。经过认真考虑,首先要抓紧时间为开一次编辑工作会议做好准备工作。具体说要有一个具体的、基本的词目表,其次要准备出一份编写词目释义的基本原则,第三要组织一个精干的、专业造诣深邃的、能为法学事业献身的编写队伍。具备了这些条件,才有可能开一次编辑工作会议。这些都需要我具体来做。于是,我首先翻遍了图书馆的各个学科中外文的法学书籍,准备了一份包括法的基础理论、法律思想史、法律制度史、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婚姻法、劳动法、经济法等门类中的术语、法规、学说、学派、人物、著作等词目表,并请研究所各个研究室的同志提出意见。同时,我又准备出一份编写词目释义基本原则的草稿,强调词典是一本为读者提供知识的工具书,作者研究的对象是概念,而阐释概念本身就是一门科学。从哲学的角度而言,概念是理性思维的一种形式。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从感性到理性的。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方式,逐步揭示出事物对象的特有属性,也就是它的本质属性而形成概念。与此同时,科学求实的阐释概念,绝不能随大流、人云亦云,或者根据政治的变化来阐释。因此,参与编写的一些专家们在编写《法学词典》的时候,就是慎重对待每一个概念的撰写,始终坚持正确运用各种科学的、客观的方法来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保证了概念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这应该是我们来写这本书的基本要求,也是我想将这个思想提供编辑委员会讨论的基本想法。

至于组织编写队伍,应该是最为复杂的一项工作。王珉灿同志除我之外还在所内物色到三位同志同志参加写作,但仅局限于国际法范畴的专家,显然为完成此项目的人力是不足的。必须开阔思路,面向全国来组织队伍。

组织队伍

说到组织队伍,必须打破旧的框框。所谓旧框框,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片面地强调集体力量,二是片面注重权力。二者都不能保证作品的质量,而且可能劳民伤财。

我们需要的写作队伍,目标是寻找法学领域中具有特定专业、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当我们去邀请这些专家的时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现象。一种是欢迎此项工作,他们认为此项工作颇具现实意义,符合当时的时代需要,值得做。另一种起初不表态,当我们把问题说清楚,使他们感到我们的真心诚意以后,才勉强同意。在我们有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这些老先生感到我们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有十分的诚意和决心来完成此项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积极性也随之高涨,并且充分贡献出他们的学术才智。

有一位老先生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当年已68岁高龄的陈盛清先生。他曾经是解放前暨南大学的教授,和王珉灿同志相熟。1978年,王珉灿同志邀请他的时候,他已年近古稀。他来到北京,住在我的办公室,同我一起工作,没有一点老教授的架子。在整个编写、组织工作中,他始终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他的介绍下,我们还认识了其他一些老先生参加了我们的编写队伍,尤其重要的是,毕生研究罗马法的专家、当年已是69岁高龄的周柟老先生,在解放前曾是暨南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学术精湛、不计名利,在民法、罗马法的编辑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作用。类似这样优秀的老先生还有好几个,都为法学词典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基本队伍形成之际,开始物色出版单位。我们同北京一家著名的出版社联系,当他们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上海辞书出版社得知消息,立即同我们联系,希望将来完成书稿之后,交由他们出版,并且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现在看来,他们的领导确实有远见、有勇气,能摸到时代的脉搏。

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

在筹备工作基本完成,以及队伍的基本确立,我们即于1978年8月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了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参加者除了我们邀请作为撰写队伍的专家外,还邀请了法学界的领导同志,以及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人员。

参加会议全体人员的合影。前排就坐的是当年的一些老先生。从左至右:骆静兰、丘日庆、周子亚、潘念之、解铁光、张友渔、芮沐、曾昭琼、陈盛清、巢峰、王珉灿

这些专家共同对如何编撰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第一部法学专科词典商讨几个原则性的问题。

第一,对词典筹备组提出的词目作一个原则性的讨论,而不是讨论逐个词目。在讨论中发生分歧是正常的。基于多少年来,法学很少被真正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因此有人对法学概念内涵的理解较为狭窄,似乎只有刑法、民法、诉讼法这一类词目才是法学要研究的对象,如劳动法之类的词目都应该属于经济类词目,不属于法学词目;而大部分同志认为某些词目看起来似乎是属于经济类的词目,甚至像“女工”这样的词目,乍看起来根本不是法学词目,但是女工的权利保护必然是有法律内涵的,在我们的法学词典中一定要有所反映,包括工资制度、工龄等一系列的词目,这样才能使法学的概念丰满。讨论的结果是同意多数专家的意见,反映出参加者尊重科学、尊重客观实际、“不唯上”的科学态度,也反映出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民主精神。这样的问题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很平常,但是在40年前,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并且在学术上为后来的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第二,讨论如何撰写词目释义的基本原则。参加者一致同意筹备组提出的意见:首先词典是一种工具书,而不是论著,因此它必须以丰富的知识为前提,没有具体的知识就不能成为读者借助的工具,在研究学问时也起不到辅助作用。其次,强调词目释义的科学性。在阐述概念的内涵时,要坚持该概念的本来应有的含义,而不应该有任何发挥、联想、甚至杜撰的因素。第三,坚持概念内涵的客观性,而不能按照我们的政治需要加以政治上的修饰。如此等等。在讨论这些原则的同时,大家也没有忘了词典的政治性。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写词典需要考虑词目释义的政治性,但是反对穿靴戴帽式的政治性。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因时代局限,花了22年才得以定稿出版。这个情况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而我们认为的政治性,应该寓于知识之中,要强调科学性,坚持客观性,也要客观反映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学术观点也是一种知识。不能不认为这些专家们进行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在学术领域里尝试着拨乱反正,将撰写这部词典作为科学的实践。

第三,讨论成立编委会的原则。大家一致反对挂名制,认为应该先成立一个常务编辑委员会,参加常务编辑委员会的同志原则上应该是亲自撰稿的人,而且没有必要设立主编。

这是一次成功的编辑工作会议。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人们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大家的思想一致,增强了团结的凝聚力,为以后的成功写作铺平了道路。

团结一致 坚忍不拔

在这次会议之后,各位专家都回去写作自己学科的词目释义。一个突发事件发生了,在法学所出现了人事变动。王珉灿同志突然被调出法学所,这意味着我们这个“词典组”没有具体的上级领导人。摆在“词典组”面前的问题是:此项工作就不了了之呢,还是继续前进。当陈盛清先生同我共同商议之后,认为必须继续工作,不能因为人事的变动而辜负热情高涨的专家们,我们必须自己挑起这副担子。于是我们继续不断地同各位作者以及出版社联系,看样稿、讨论样稿、讨论各种疑难问题,以及解决一些技术性的工作,等等,使整个工作能够按部就班、按计划地进行着。

不唯书 不唯上 只为实

从1978年8月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直至1979年7、8月间,整部书的稿件陆续集中到词典组再寄往出版社审读,并决定在1979年10月起集中大部分常务编委、部分编委,以及出版社的部分编辑人员在杭州一起统稿。由于词典本身独有的性质,以及许多词目是由各位学者单独写的。要将这些分散的词目编辑成有内在联系的一本书,确实是一件重大工程。但是决心已下,既然集中各科主要撰稿人在一起统稿,那就必须成功,不能失败。应该说,参加者,包括出版社的同志,个个斗志昂扬,团结一致,我本人也极有信心能够将此项工作完成好。

但是,突发事件又发生了。曾经参加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的一位领导同志,将他曾经在一年前提出的要删去劳动法、经济法等词目的意见又旧事重提,并且要求我删去这些词目。我当即解释:第一,此问题一年前已经讨论过了,而且已经有了结论。作者已经劳动了一年,其稿件词典组也已经看过,认为稿件符合规格,没有质量上的问题,出版社也没有提出异议,因此,不存在删去的理由。第二,我们作为组织者必须谦虚谨慎,要尊重专家的劳动。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就删去别人大量的作品,可能会引起作者的愤懑,于团结不利。第三,虽然我们也有自己的专业,但是对于整个法学而言,我们不是通才,对于我们自己所熟悉的法学门类以外的法学,更要虚心学习才是,而且写作这些词目的学者正是被公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最终他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是国家领导人陈云同志提出的,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性意见。要真正实现这个信条,第一需要有“只为实”的科学理论依据,第二需要有无上的勇气。为此,全体编写人员都决心将这项工作进行到底。

统稿会议

统稿会议开始了。我在各位专家面前做了一些说明。表示这次统稿只有这些时间、这些钱,统稿必须毕其功于一役,不留尾巴。因此,我们不能只是在那里挑毛病,而是要解决存在的所有问题。专家们也认同这个意见。经过3个月的苦战,终于接近完成。其实,出书的最后一关,即出版社的三审已经由出版社的总编亲自来杭州足足花了三天时间审定了。应该说,此书的最终出版程序已经完成了。为此,我们想的就是要避免一切节外生枝的技术问题,只要此项成果能顺利完成,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了。

法学词典杭州统稿会议上部分专家在小憩时闲聊学术上的一些故事

前排自左至右:陈盛清(左二) 杨祖希(左三) 周子亚(左四) 周柟(左六)郭宇昭(左七) 曾昭琼(左八) 周应德(左九)

后排自左至右:曾庆敏(左一) 王珉灿(左二)

整个统稿过程,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困难。在稿件方面遇到困难时都是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不是议而不决,而是同该词目有关的专家共同研究后即刻做出决定。在生活方面发生困难时,由大家相互谅解共同来解决。使我们终生难忘的是,有一位20世纪30年代末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刑侦方面的老专家、现年已97岁的四川大学的老教授周应德先生。他没有丝毫的老革命、老专家架子,总是在我们安排生活方面发生困难时,主动替我们分担忧愁,甚至当统稿工作基本完成,许多专家已经离开会议,也没有急于离开,在最后我们复查某部分稿件发现仍有问题时,他还参加我们的讨论,共同做出决定。这样的老革命的品格应该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已成莫逆之交。1979年底,对“词典组”的工作而言,全部工作已经完成。

统编之后的书稿,出版社是满意的,对我们的工作是肯定的。于是,该书很快在1980年6月出了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首次印刷就印了13万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要求,词典组的工作又要启动了,仍然邀请这批专家进而写出了《法学词典》增订版(1984年)、第三版(1989年),使原来的一部中等偏小的词典发展成一部中等偏大的词典。全部印刷计8次,共119 1000册。在专科词典中印数名列前茅。

社会效应

《法学词典》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首先是我们的一批老专家被社会所重新认识。当我们还在统稿的时候,安徽大学法律系派员直接到我们统稿的住地,邀请陈盛清、周柟两位老先生在书稿完成之后去安徽大学任教授。中南政法学院的曾昭琼老先生告诉我:有朋友原以为他早不在人世,见到法学词典后才知道他仍健在。之后就邀请他去中山大学讲学,使他的学术生涯获得了新生。周枏老先生在96岁临终之前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他的政治愿望。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到北大法律系给当年的系主任陈守义同志(党内的老专家)送书的时候,他拿了书看了看说“你们居然还真弄成了。”我答复说:“这是各位专家努力的结果。”最重要的是,这本词典不仅成为司法工作者认识法律学科的基本工具,而且也为那些法律科教工作者以及法律院校的学生所倚重。很显然,从这本词典印刷的数量来看。它所起到的普法作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可见一斑。

   在国外,这本词典同样受到重视。我国的法律代表团出国,常常将这本词典作为礼物赠送外宾,譬如1982年中国律师代表团访美时,带去唯一的礼物就是《法学词典》,美国朋友抢着要;许多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图书馆来函订购此书,瑞士洛桑大学比较法中心的王泰铨博士1983年应我国司法部邀请访华,有关部门赠送他一本《法学词典》,王回去后来信说:建议《法学词典》在国外发行;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威廉′琼斯在《亚洲研究》上发表评论文章说,回顾过去一些年中国的法学研究情况,这本词典实在是一项非凡的成就。这么一本巨著能够在十八个月内完成,这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拥有一支精通世界上大部分法律体系的法学家队伍,尽管这些法学家人数不多,而且大多高龄。

最能说明这本词典国际影响力的是,本书一位编委魏家驹先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出席美国法院审理的一件涉华案件,他介绍自己是中国某研究机构的助理研究员,美国法官大为不解。当他出示《法学词典》,说明他是本书的编委,法官欣然接受其以《法学词典》编委身份担任专家证人。

40年后看这本词典,作为研究概念科学的书,其概念的阐述仍有相当的稳定性,按其内容来说仍有相当的可取性。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主要还是因为一批老专家坚持科学与民主的观念的结果。

莫逆之交

经过长时期的合作,相互之间有了较深的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坦诚,相互

帮助,相互交流。很显然,尽管我与他们之间,在年龄上有较大的差距,但仍然

能够成为忘年之交。而我们这一班人在后来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大多被吸收进去,又共同在一起为国家项目尽心尽力。不管这些老先生是否健在,他们对法学词典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我将终身铭记在心。

续签合同

《法学词典》出版十年后,出版社要求我再同他们签订十年出版合同。我表示我只是常务编委的一员,没有权利擅自做主同出版社签订合同。如果你们能同其他常务编委沟通,同意委托我同你们签订合同,那我可以执行。出版社同意我的意见,向各位常务编委发函征求意见。不久之后,出版社向我说明常务编委,包括张友渔同志都已经表态委托我代表常务编委会同出版社签订合同,并将具有签名的同意书寄给我。

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写

1978年国务院决定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此项工作。成立之初,该出版社的人力资源较少,要正式出版一部大百科全书是十分困难的。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领导人姜椿芳、张友渔等一批学界泰斗,决定将出版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按学科分卷出。哪个学科条件比较成熟,就先出那卷,全书共分74卷。第二步待条件成熟时再出混合版。

1979年,法学词典的书稿即将完成之际,张友渔同志认为我们邀请的一些专家可以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基本队伍,希望能够在法学词典完成之后趁热打铁,接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工作。于是,他亲自来法学所找到我和那位所领导同志共同交换意见,他希望我能参加这项工作,并协助法学卷编辑部的一些工作。在我看来,编辑大百科全书,是我们国家的一项空白,而且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不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责任编辑张遵修同志前来同我联系,交换意见。张遵修同志是一位极有才华,极其能干,又极为亲和的同志。我给了她一份名单,上面都标明了这些都是我们编写队伍中的佼佼者,并且告诉她我们准备在十月国庆节后开法学词典的统稿会议。希望她以及她邀请的部分专家届时来参与我们的会议,我们可以在统稿前安排两三天的时间共同讨论有关百科的问题。她同意了。

1979年的9月下旬,两部分专家都来到我们的统稿地点杭州,准备开会。人们都知道,这在我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难度很大,还有许多问题不清楚,需要由大家的智慧来共同解决。在会上,大家对百科应当怎么写,它同词典有什么区别,它的条目应当怎么设定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大讨论,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完全确定还需要在实践中解决。

此次会议散会以后,张遵修同志仍然留在我们的会议上,没有马上离开。她出于一个记者出身的本能,向各位专家,以及辞书出版社的一些资深编辑进行交流。这是她的工作需要。她对我说,她的收获很大,甚至认为生活安排也要改变以往的观念。

会议以后,各学科主编由出版社聘定,我被安排为刑法学科的主编,并为法学卷编委会成员之一。希望我马上设计出刑法学科的条目,还让我再聘请一些专家来撰写条目的内容。撰写的进程同我们撰写法学词典大致相同。

我协助编辑部的工作,是在张遵修同志的领导下,尽心尽力地看一些稿件,参加个别学科的讨论会议,提出一些参考性意见。张遵修同志在整个编写过程中,付出了她所有的才能和智慧,她现年已94岁,还将以往的编写过程写成一本小册子将要出版,其中包含了编写中的许多故事,希望读者能够看到。

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终于出版了,全书约200万字。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性效应。销售量约有六十万册。总之,此书被认为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在当年正好为那些对法学知识求知若渴的读者所需要。

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各卷已出版完成。中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给每位编委和学科主编一份荣誉证书。而出版社还给我赠送了一枚24k镀金的纪念章,对此我万分感激。这是一份重大的荣誉,我感觉有些难以承受。

参加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写

出版这种形式的百科辞典本是出版社本身任务之一。那些退休的老编辑组织百科各卷的责任编辑来写这部书,是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张遵修同志推荐我参加这部书法学部分的编写。幸好我那时有时间,也就答应了。当我第一次参加编辑部会议的时候,我发现工作量好大哟。内容包括全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它就是百科全书的词典式版,所以书名就是《中国百科大辞典》。全部完成后将要出版厚厚的10卷,真是一部浩大的工程。我成为他们的编委成员之一,他们对我的参加是很高兴的。因为我是百科全书法学卷的编委,在他们看来,我算是自己人,还有过写词典、写百科的经验,比较容易沟通。在编写之余,我还承担了一些稿件的审阅任务,还被列为特约编辑。全书在1999 年9月出版。据说销售量还不错。若干年之后,又编写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 ,我也参加了编写。

编写法学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拟出版系列大词典,并申请列入国家出版计划,其中包括了《法学大词典》。按照出版社的计划是先出大词典的若干分卷,在出齐之后再正式合订出版大词典。他们邀请我来主编这部书,我当时已经57岁,身体也因主持和撰写法学词典等工作的过度劳累,胃大出血,患上心脏病等疾病,感到难度很大。特别是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没有资金,再就是人力资源缺乏。但是,由于我觉得不能辜负出版社对我的信任,我勉为其难答应了。·恰好当时有一位美籍华裔朱传榘先生捐助法学所20万元。所里将其中的5万元拨给我们作为启动资金。为了简化工作量,我在所内找了一些专家来承担各个分册的撰写工作。但是,经过规定撰写的时间后,真正完成编写任务的只有刑事法学词典。其它各册都因各种原因离完成书稿还有相当的距离。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将会影响整个出版的要求。出版社果断地提出,除了将刑事法学词典单独出版(1992年10月出版,印刷数量为10000册),其他各分册即停止编写,不再出版,但要求我们做好善后处理。法学大词典第一次的编写工作就此宣告失败了。

但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对我并没有失去信心。由于我主编的刑事法学词典已经完成,可以尽全力去组织人力重新编写。他们希望我继续工作,再次组织专家重新编写法学大词典。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

第二次组织专家的时候,除个别需要特殊专业知识的专家外,我仍然主要邀请北京地区的专家,例如我在法学所、人民大学、警官学院、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等单位物色人才。其他地区的有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华东政法学院、华西医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医学院、中山大学等单位。其中有一部分还是曾经参加《法学词典》编撰工作的老朋友。

由于本词典的规模较大,涉及的内容较广。因此,设立的学科也较多,包括:法理、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婚姻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海商法、犯罪侦查学、侦查语言学、法医学、司法精神病学、公证和律师、中国法律史、外国法律史、罗马法。收词10837条。共写有452万5千字。

我邀请其他主要学科、编写数量较多的学科主编共16位作为本词典的副主编,包括:(以姓氏笔画为序)叶孝信、史探径、朱曾杰、李启欣、杨怀英、周枏、周应德、赵万一、徐庆凯、郭宇昭、陶正华、曹建明、章尚锦、程辑雍、傅宽芝、黎学玲。还邀请几位老同志、老专家作为本词典的顾问班子,包括(以姓氏笔画为序)毛铎、陈盛清、周枏、周应德四位同志。

鉴于有许多编写者还是第一次参加编写词典,对编写词典的要求并不是很清楚。我们请出版社将编写要求以书面形式发给编写者,并要求作者先按时写些样稿,待样稿通过后再开始写正式稿件。这是一个必经程序,以达全书统一体例的目的,同时还需要观察作者对概念知识的认知程度。在我们对所有样稿经过仔细研究后,准备开一次各学科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编辑工作会议。在这次编辑工作会议上,由我和出版社的徐庆凯同志做主要发言。我的发言主要是针对每篇样稿作出评价,提出样稿中存在的问题,并建议修改意见。而徐庆凯同志即对写词目释义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具体举例说明。之后,各位作者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进行讨论。应该说,经过这次会议,编写者对如何认识对概念的研究有了较深的认识。当然,有许多问题还是需要在编写实践中来解决。

在各个学科主编的带领下,编写者严格把握撰写词目释义的基本原则,以达到整部词典要求的质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严格审读每条词目释义,当发现有疑问即同学科主编沟通,甚至希望作者重新思考,甚或重新编写。总之,大家本着一个目的,为大辞典写出最适宜、最符合该概念的本质属性,使读者能够获得对该概念最准确的本质属性。

经过三年的努力,各学科基本上都已完成编写工作。出版社的各位责任编辑都可以全力进行编辑工作。这是一项很重要,而且难度很大的工作。他们要在各科词目中对有重复的、矛盾的地方进行修正,对不太合适的词目进行删除,将需要合并的词目,采取其合理部分进行合并,尤其是罗马法和民法中有许多词目在合理的合并以后才能使某个词目的本质属性完全被揭示出来,对于有些重要词目释义的内涵解释的不够清晰,需要修改,或者还需要作者重新撰写,如此等等。其工作量和难度之大,难以尽表。当然,在他们修改过的词目释义,还需要作者的认可,毕竟法学词目的专业性是很强的,编辑工作者也很难以正确把握。

在出版社的编辑过程中,不知道什么原因传来了一条消息,认为解释词目释义要以社会上多数人的观点为依据,而且编辑正是这样在执行的,以致他们对有些学科的词目释义做了相当多的修改。当他们将这些修改过的词目释义返回给我们看的时候,作者不同意,我也不同意。我们强调编辑同作者对编写词目释义的原则要求应当是一致的 ,即应当坚持释义的科学性、客观性等原则。这些原则本就是我们在出版第一本法学词典的时候提出的,后来同出版社提出的原则也相一致。而现在提出的所谓以多数人的观点为依据同以往所执行的原则是相悖逆的。在实践中有许多多数人的观点不可取,就因为他们的观点是不科学的,不客观的。由于出版社的编辑对作者所写的词目释义修改的相当多,我们必须邀请编辑部的同志来京共同商榷。

在商讨过程中,我们还是用“以理服人”的态度来说服对方。我们还是强调在编写《法学词典》中编者和出版社共同商讨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编写成功、为读者认可所不可替代的重要支柱。而编写大词典的难度要更大于编写《法学词典》。为了保证大词典的质量,既不能随波逐流,也不能人云亦云。成功的秘诀只有强调科学性、客观性等一系列词典应具备的独有原则。我们的要求是要使本词典的每一个概念尽我们的能力科学地、客观地、准确地反映该概念的本质属性。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许多观点正好是将一些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国家的观点套用过来,那些有些名望的学者从外国回来后言必西方、言必英美,使许多人崇拜得五体投地,所谓的多数人也就是因为“随大流”而形成的。这样的多数人的观点并不见得一定是科学的、客观的。对于我们写词典的编者来说,是一门研究概念的科学,或者说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有时候当我们在研究学问时,由于对某个概念的理解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我们怎么可以摒弃科学的原则随便跟着他人走呢。这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出版社自身的不负责任。于是,我们将修改过的词目释义逐条来说明该词目的来龙去脉、它的本质内涵应该是什么、与社会上所流传的观念有什么区别等等。虽然我们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来研究和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意编辑修改的意见。但是,所花的时间是值得的,说明我们对工作的态度是认真的,对社会是负责的,对原则问题是不妥协的。也说明了在学术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完全是可以用讨论的方法来解决的。

第一责任编辑商晓燕同志,对本词典具有极强的责任心,把上万条不同学科的词目处理的清清爽爽,该合的合,该删的删,该修改的修改,大大小小的问题都由她处理。而且,她谦虚谨慎,许多问题都同主编沟通。她的任务量十分繁重,但是,她能平心静气地逐个处理,在她处理问题时,同样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她处理后,词典的质量明显提高。但这都需要时间,整本词典的出版连写带编辑共花了8年时间。在这8年中,作者同编辑的配合应该说是令人满意的。

1998年12月,《法学大词典》终于出版了。出版以后同样出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首先,上海市委订购了一批,作为学习资料。在社会上的销售量也算是不错的。出版社也因为这本词典获得了国家辞书一等奖,以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个荣誉是属于出版社的,但是也应该属于编写者,是出版社和全体编者的精诚合作,共同为社会献出一份精良的礼物。

现在回忆起来,任何工作都可能会有失败的可能,只要不是出于私心,不要患得患失,坚持才会得到胜利。遗憾的是,在后期,我因病有一部分稿件没有看完,好在商晓燕同志能够补缺。我应当感谢她。我还应当感谢的一个人就是那位美籍华人朱传榘先生,我受了他5万元的捐助,至少解决了我的办公费用,花了有8年之久。为此,在大词典出版后,我将这个成果给他寄了一本,他收到后十分高兴,声言在他回国的时候,要同我见一次面。终于有那么一天,他同他的夫人一起回来了,我们见了面,互致了感谢。他的夫人也表示得很兴奋,用手势表示出书有多么的厚。

编撰各类法学小词典

作为专业出版辞书的上海辞书出版社,除了出版他们的主业《辞海》(每十年一版)以外,其他时间就要编撰各类的专业词典。编撰法学类的辞书当然也成为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首先要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不断地邀请我为他们出版社编撰各类法学辞书。

在法学大词典出版后不是太久,他们感觉到该词典篇幅太大,重度与厚度也过大,不便于携带,也不便于查阅。出版社在经过编委会的授权后,又授权我单独来改编这部大辞典为一部精编法学词典。法学大词典的字数为452万5千字,改编后的精编法学词典的字数为140万2千字。于2000年出版。这部书成为中等偏上的一部中型词典。

此后,我又经上海辞书出版社邀请,为其编写了《法律小词典》共56万1千字,于2002年12月出版;《刑事法律小词典》共51万9千字,于2004年5月出版;《简明法律词典》共63万字,于2005年8月出版。上述各类法律小词

典的出版,在社会上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使公民对一些基本法律有所了解,对于公民法治意识有一定的帮助。

十八大的政治报告特别强调依法治国的方针,要求全社会增强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意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增强法律的完善。而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立法机构在不断地修改已有的法律。由于修改的法律增多,使有些法律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有些概念消失了,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概念。这样的情况真是太多了,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这样的情况使公民难以应付,甚至是基层的司法工作人员也感到困惑。那些已经过时的法律概念释义将会贻误理论或实务的某些工作。编写和出版一本新的应用型的法律词典,使读者在案头上能够备有一本能够及时查阅到的、以法律作为依托的法律概念工具书,这对于法学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义务。

幸好我在2012年得到了中国社科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老年科研基金的资助,即时动手编写《应用法律词典》,笔名:浦法仁。这是在以往我编写的、已经出版过的法律词典的基础上,除了保留与仍然有用、与法律不相矛盾的内容外,根据新颁布的法律及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对本词典的词目释义作了较大幅度的补充和修改,使其成为一部内容较丰富的中型法律词典。本词典于2015年11月出版,共110万字。

但是,这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遗憾的是,出版必然是有一个周期的,当这部词典出版的时候,就在这个周期中,有些法律已经又作了新的修改,或者又有新的法律诞生。这说明在这部词典出版见诸大众的时候,有些地方就已经过时了。这就提醒我们,为了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过几年还应当有人再做修改。那也许不是由我们这样的老人来做此项工作了。

对词典的认知

在改革开放40年期间,我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同词典打交道。当社会上出现将出版词典当作一种赚钱的商业产品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学者仍然认为有必要将出版词典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甚至对我的合作者需要提升职称的时候,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必定排除任何干扰,负责任地说清楚参加我们编写的词典的作者的各项优点,包括他们精湛的专业知识,以及对工作的认真态度。说清楚编写词典是一项坚苦卓绝的工作。讲清楚在世界上只有真正的专家才能编写词典。在国内,我遇到过一些医学专家也说“只有真正的专家才能编写词典。”这些专家不仅要懂得本行业的知识,还要懂得辞书学的知识,否则是写不好的。应该说,参加我们编写工作的专家们,根本不在乎名和利,我从未听到有专家由此而发出任何抱怨。他们在乎的还是能为社会出一份力。这是他们的初心,他们的公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由于我们对法学概念的认真研究,对某些法律的概念就会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比如说,在1997年新修改的刑法颁布了。大众传媒全力宣传新修改的刑法的一大亮点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罪刑法定主义和罪刑相适应。《公安研究》也是为了宣传,邀请我写一篇关于刑法基本原则的笔谈。而我不愿意随大流,只能按照我的研究,如何来理解我们新刑法的基本原则。发出去以后,我不在意他们是否会采用我的稿件,我在意的是我说了真话。然而,责任编辑马先生居然采用了我的稿件,还给我写一个便签——感谢我给他们写了一份独树一帜的稿件。而我却感谢马先生的公正性。因为在这本杂志中还刊登了他们部里的领导写的大众化理解的刑法原则。

 

有一个司法性质的单位要求我去给他们讲一讲新刑法的有关问题,开始我还婉言谢绝,说我的观点和大家不一样,怕影响大家已有的认识。而对方却提出:“我们就是要听一听不同的观点”。既然如此,我就同意了。讲什么呢?对于他们来说,为了司法工作,他们早就已经认真学习过了,而且也早已邀请过专家来做过报告。我根本无需再来重复他们已经熟悉的资料。还是讲一讲我对刑法的基本原则的认识——即关于罪刑法定主义和罪刑相适应。我将这两个原则的来龙去脉、基本内涵及其外延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解释,还将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普遍认识的危害性做了分析。会后,一个时任检察长即对我说,我们历来认为所谓的罪刑法定就是法律规定什么是犯罪,什么是刑罚,听你讲后才知道还是那么复杂。一位请我去讲的副检察长特意来告诉我,听会者反应都很好,比较满意,你讲的过程中理论联系了实际,很能说明问题。应该说,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研究概念的成果。

 

自从2006年至2012年,我的基本工作已经转向法学专题的研究。我共写了三本专著:《刑事法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07年3月)《老年人权益保障与社会发展》(2008年10月)《老年立法研究》(2011年1月)在这三本专著中都涉及到许多概念问题。如不将这些概念弄清楚,所谓的研究必将走入歧途,其结论也会有失偏颇。

在这几本书里有众多的概念,我不能一一列举。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概念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在我写的老年人权益保障与社会发展,以及老年立法的著作中,当然必须要把老年人的概念分析清楚,否则就会混淆是非。

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立法中,将老年人的概念仅仅以年龄作为标准。当然,区分老年人和青壮年的年龄是政府制定的。但是,据我们的理解,确定是否是老年人当然是应当根据政府规定的年龄作为标准。但是还应当认识到老年人应当具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方面是家庭属性,即父母子女关系。但是,不是每一个符合老年人年龄标准的,都可能有父母子女关系,比如那些丁克家庭,失去子女的家庭,以及那些孤寡老人等都不存在父母子女关系;还有那些空巢家庭,尽管有子女,而由于各种原因根本得不到子女的赡养的权利。对于有关父母子女这种属性的老年人的权利都是由婚姻法来调整。而婚姻法只是属于私法,对于上述不存在父母子女关系的老年人,婚姻法就没有特殊的规定。但是每一个老年人都有另外一种属性,即他们都有一个社会属性,这是对于全社会的老年人而言的。不论是有父母子女关系或者没有父母子女关系只要具有社会属性的老年人的权利只能是由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来调整。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由政府主导的,它只能是公法。因此,老年人的权利在这部法律中是权利主体,而政府和社会是这部法律的义务主体。然而,立法机构并没有分清楚老年人所具有的这两种属性,将老年人公权利与私权利、公法与私法混为一谈。将老年人的权益保障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一章列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而且将没有父母子女关系的老年人的权利忽略不计,从实质上讲,这是制定法律的不严谨。详细情况清参考拙著《老年立法研究》。 

可以这么说,我的三部著作是得益于我长期研究概念而引发我写作的动力。我的声音想起到的作用,就是想要人们知道学术观点是要求科学论据的,是要讨论的,谁的观点准确与否,都必须经过认真的考证。所以,我们所写的作品是否合理、准确,也需要大家来评判和指正。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岁月,正是国家法治恢复和发展的岁月,也是最能实现我从事法学研究初心的岁月。虽然,自己在从事法学词典类的组织和编写工作中,遇到过各种困难,但四十年的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一个真理:一个人只要有一颗热爱事业的心,并且全力以赴地去努力,就一定能够得到同样志向的群众支持,就一定能够为国家作出有益的贡献。现在我已经被夕阳紧紧拥抱,尽管由于以往工作上的忘我而身体多病,但回首自己为事业全力付出的收获,依然感到十分高兴,十分欣慰。与此同时,确信,未来的法学事业一定会发展得更好!